【内容提要】
战后日韩两国在人文交流方面得到了较大发展，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交流类型、交流规模、交流方式更为多元、庞大和丰富。一方面这与日韩两国政府有意识的大力推进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以日韩文化交流基金等为代表的民间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文交流在增进战后日韩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日韩关系出现问题时人文交流就会受挫，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简介】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奚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
1、引 言
日韩关系无疑是东北亚地区颇为关键的双边关系，近年，两国一方面在领土纷争、历史问题等方面僵持不下，另一方面仍然在三大方面维持着较为正常的关系。
一是地区安全方面。日本与韩国在冷战期间分别与美国结成同盟,成为美国在东北亚抗衡苏联的两大重要战略要塞，两国关系因而在军事安全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即具有共同盟主的地区安全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关系即使到了冷战后也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东北亚地区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比如朝核问题等，日韩两国在美国的主导下，基本能够在战略层面保持一致性。
二是经贸方面。日韩两国自1965年建交后便基本维持良好的经贸关系，特别在两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更是如此，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近年，双方在对外贸易上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相互直接投资领域比过去拓展不少，两国还在区域合作上进行探索，开展了多回合的日韩FTA谈判，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此外，虽然由于日本与韩国产业结构相近，因而不时出现竞争，但并没有对双方的合作带来根本性冲击。尤其最近几年，两国企业在第三国以出售成套设备、资源开发为目的的合作不断增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关系。
三是人文交流方面。虽然与以上两方面相比，两国的人文交流起步较晚，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才初具规模，但此后两国从官方到民间,相继搭建了各种人文交流平台，设立相关机构组织，使人文交流活动顺利推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两国人文交流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其间，1995年启动的“日韩和平友好交流计划”可以作为标志性事项。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举行会谈，两国首脑签署《日韩共同宣言》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韩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人文交流方面，双方展示了更为开放和积极的姿态。其后日益频繁的人文交流成为维系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助推剂。
目前，中国学界对日韩关系的研究积累了丰厚成果，但内容上偏重于地区安全以及经贸方面，涉及日韩人文交流的研究并不多见，研究基础较为薄弱。（日韩人文交流研究，在日本基本与交流现状保持同步，即交流较多、频繁时研究成果随之增多交流趋于平稳或减少时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较为零星，90年代后期起较为集中出现，但数量并不多。进入21世纪后研究成果突然增多，开始出现系统性研究，例如，2002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三田评论》杂志推出特辑“新日韩交流”;2003年2月，国际交流基金《国际交流》杂志出版整本特辑“东亚中的日韩交流”;同年11月大修馆书店杂志《Sinica月刊》推出特辑“日中·日韩交流现状”;2005年1月日本交通公社《观光文化》杂志出版特辑“加深日韩交流”;同年11月，日本观光协会《观光月刊》杂志出版特辑“日韩友情年”，同时，有关教育交流的研究多了起来。日韩交流史研究2007年起开始集中出现。最近几年虽然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但关注领域进一步扩大，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日韩人文交流的发展状况。）因此，本文对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日韩两国的人文交流做一梳理和分析，冀从中引出对我国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2、战后日韩人文交流概况
(一)战后日韩人文交流的发展变化
日韩两国的人文交流，随着两国建交而开展起来，但这一时期规模并不大，交流活动种类也较为单一，比如1968年起由日本体育协会主办的“日韩年轻选手交流竞技会”在当时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交流活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国人文交流逐渐增多，初具规模。其直接原因当属1982年6月历史教科书事件，一下子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加强滞后的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少年交流，以促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
于是，各类项目在民间、官方相继启动:1985年起日韩经济协会举办“青少年交流日韩大学生相互访问”活动;1986年两国大学生自发设立日韩学生会议，定期召开日韩青年论坛;两国官方于1987年实施“21世纪友情计划”，于1988年开始“日韩学术文化青少年交流事业”“日本·韩国青少年亲善交流”项目，等等。此后，相关交流活动层出不穷，形式更为多样，两国青少年通过这些交流平台，彼此加深了理解、增进了信任。
然而，日韩两国之间出现更大规模、更为多元的人文交流，主要得益于1998年10月8日两国首脑共同签署的《日韩共同宣言》，两国确认将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①借日韩共同举办2002年足球世界杯之机，加强两国民众的文化、体育交流;②推进学者、教师、记者、市民团体等各层次人群以及地方间的交流;③简化签证的查证制度;④继续深化青少年交流;⑤强化在日韩国人的桥梁作用;⑥继续支持日韩论坛、日韩共同委员会，加强两国学术交流。
这份文件进一步推动并深化了日韩两国的人文交流。首先表现为大众流行文化盛行于对方国。韩国即刻解除了日本流行文化输入禁令，日本电影、音乐得以通过正规渠道进入韩国。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由此被引入韩国，其中的台词成为当时流行语，掀起了热潮。而日本随后也刮起了一阵“韩流”，以《冬季恋歌》为代表的韩国电视剧开始风靡日本。这样的“日风”“韩流”时至今日依然人气不减。
其次，签证制度简化后，日韩两国人员往来愈加频繁，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韩国观光公社的统计数据(见图1)，两国人员往来总和增长较快，2004年突破400万关口，2010年起突破500万人，2012年首次突破550万，2016年更是突破了700万大关，达到736万人。如此大幅度的增长意味着两国民众逐渐表现出亲赴对方国体验一番的意愿，有助于建立起更为客观而理性的对日认识或对韩认识。
最后，日韩两国人文交流活动主题更加多样、形式更为多元、规模更为庞大。2002年日韩两国共同举办足球世界杯，这年被定为日韩文化交流年。紧接着，为了纪念日韩建交40周年，2005年被定为日韩友情年。同年，开放式草根交流盛典“日韩交流节”(「日韓交流おまつり」日方主页www.nikkan-omatsuri.jp)在首尔拉开帷幕，每年定期举办，2009年起东京也开始每年同步举办。
为了扩大两国民众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2008年被定为日韩观光交流年，两国欲将往来人员总和提升至500万，后来这一目标在2010年得以实现。2015年正逢日韩建交50周年，两国政府在人文交流领域下足功夫，以“共同开创，新的未来”(「共に開こう新たな未来」)为口号，分别开展各类纪念活动、举办学术会议、进一步加强两国青少年的交流,全方位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实施对韩人文交流的主要平台
首先，是作为官方和半官方组织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开展对韩人文交流，在官方层面主要由外务省主导，通过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这一平台展开交流活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在韩国设立首尔日本文化中心，作为对韩人文交流的据点，在日本文化艺术、日语学习、日本学术三大领域开展各类交流活动。此外，该基金每年还向韩国高校的日本研究机构或个人提供研究资金支持。
其次，日本的民间机构在对韩人文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综合性人文交流机构，以公益财团法人日韩文化交流基金为代表。其活动包括青少年交流、高端学术会议、组织赴韩参访团、颁发日韩文化交流基金奖等，是全方位的。
(2)专项人文交流机构,以一般财团法人纪念高园宫日韩交流基金、公益财团法人日韩文化协会为代表。前者向日韩两国的个人或团体授予高园宫奖，用以表彰在教育、文化、体育方面的草根级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自2009年至今，8年间32位杰出人士或团体获得了嘉奖。后者则历史悠久，经过转型，现在主要向韩国的留日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使之成为日韩人文交流的新使者。
(3)跨界从事人文交流的机构，以一般社团法人日韩经济协会为代表。该机构主要致力于日韩经济关系的建构与维护，是沟通两国财界的重要渠道。除此以外，协会还致力于搭建交流平台，以促进日韩两国青少年交流为己任。截至2016年，已成功举办11届日韩学生未来会议、23届日韩高中生交流夏令营。另外，该机构还视必要性资助一些重大的人文交流活动。
除以上全国性机构外，还有在地方上致力于日韩人文交流的志愿者团体，如NPO法人日韩文化交流会，在北海道颇为活跃。另有由日本普通民众自发结成的交流团体，如日韩文化交流促进会，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施方式上，以上各民间机构除了各自举办活动之外，在不少情况下还担负起运营官方发起的活动。比如日韩文化交流基金承担了外务省启动的JENESYS系列计划，专门负责日韩两国青少年交流活动。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韩两国开展综合性人文交流时，开始设置三方交流项目。目前比较多见的是中日韩青少年交流、美日韩青少年交流。不言而喻，这是非常好的尝试。这无论是对日韩两国还是对东亚地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美国的未来，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三)日韩文化交流基金的主要活动与作用
如前所言，除了有官方和半官方背景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外，在对韩国人文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机构,首推日韩文化交流基金。该基金在日本政界、财界认识到迫切需要加强日韩两国人文交流的背景下，于1983年应运而生。第一任会长由前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元担任，经团联副会长花村仁八郎、东急集团会长五岛升分别任副会长，理事长由前外务次官、驻韩大使须之部量三担任，事务局长由前日韩议员联盟事务局局长马场嘉光担任。
此后，该基金历届高层基本由涉韩的政界卸任人士、财界实力人物组成。其宗旨是“正确认识日韩之间的历史，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自觉肩负起重任，为实现两国各阶层之间的交流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花村仁八郎语，1989年起任会长,是该基金初创时期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经过34年的发展，日韩文化交流基金已逐渐成为日韩两国人文交流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平台，其长期主要致力于以下诸方面的交流活动。
(1)青少年交流活动或项目。该基金着手青少年交流活动，最初始于1988年由日韩两国政府发起的“日韩学术文化青少年交流事业”，次年该基金被正式确认由日方承办方。其后，开展日韩青少年交流活动或项目逐渐成为该基金的核心业务。
该基金最主要以承办官方项目的方式致力于两国青少年交流活动,首例便是上述的“日韩学术文化青少年交流事业”。该项目自1989年实施,日韩双方每年派遣教师、大学生前往对方国进行交流活动。1999年起派遣对象扩展至初高中生，同时支援年轻研究者出访从事学术研究、开展交流活动。该项目每年得到日韩两国政府拨款，一直持续至今，影响深远。
近年来，该基金相继接手外务省主导的JENESYS系列计划，专项负责日韩青少年交流。2007～2011年的JENESYS计划使得9807名青少年参与活动，实现了他们与对方国同龄人进行深入交流的愿望。这些年轻人可以参加的具体活动分为八大类:
日韩青年足球杯交流活动、日韩交流节相关项目、日韩青少年共同志愿者活动、年轻媒体人互动活动、日韩青少年艺术家交流活动、青少年电影交流活动、日韩年轻史学研究者交流会议、中日韩青少年交流活动。由于反响热烈，外务省接连推出JENESYS2.0计划、JENESYS2015计划、JENESYS2016计划、JENESYS2017计划等，以求不断通过年轻一代的交流，实施日本的人文外交战略。而日韩文化交流基金则在其中起到了牵线搭桥的重要纽带作用。
此外，该基金自1989年起还与韩国政府、韩国国立国际教育院、日本驻韩国公使馆合作，承担了韩国青少年赴日交流项目。该项目是7～10天的短期研修项目，韩国年轻人来日后，住进普通日本人家庭，体验日常生活，同时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加深对日本的了解，累计至今已有近3万名大中学生参与。
(2)举办高端学术会议等项目。目前为止，由该基金举办、影响较大的学术会议或项目主要有五。
①日韩·韩日合同学术会议(1986～2001):该会议与韩国的韩日文化交流基金共同主办，旨在鼓励两国研究者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在当时可谓一重要创举。会议每年设定研讨主题，在两国交替举行。
②日韩文化交流会议(第1期1999～2002年，第2期2004～2007年，第3期2010～2013年):由两国外交部门牵头，每期各邀请12位两国文化教育界有识之士参加，定期召开学术论坛，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建言献策。每期会议活动结束后，专家们联名发表详细的书面成果并公之于众。
③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1期2002～2005年，第2期2007～2010年):为了解开日韩历史问题症结、加强日韩关系史研究,双方每期分别召集10位左右一流史学研究专家，从各自研究出发，以古代史、中近世史、近现代史为节点划分，开展共同研究。每期结束后，专家组联合撰写长达数万字的日韩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作为研究成果，并在两国出版，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效果。随后启动的中日两国历史共同研究项目从中借鉴了不少经验。
④日韩新时代共同研究项目(第1期2009～2010年，第2期2011～2013年):关注当下日韩关系，立足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现在及未来的日韩关系三大方面，每期召集十几位两国研究领域顶尖学者开展共同研究。每期项目完成后，专家们将研究成果以报告书的形式发表，字数达数万字之多。
⑤日韩历史学家会议(2001年～):与以上四类学术会议或项目不同,该会议并非以发表研究成果为目的，而是为两国史学研究者搭建一个交流平台，提供充分交换意见的机会。因此该会议并不将研究领域限定为日韩两国历史，也不规定结束时间，而是作为一项长期事业运营下去。迄今为止，该会议已成功举办16次会议，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3)组织访韩团，颁发日韩文化交流基金奖。访韩团发端于花村仁八郎主持工作时期，1984～1997年，每年花村亲自担任团长组团访韩,以后形成了访韩团团长由会长或副会长担任的传统。访韩团最初以政经界高层交流为主，与国务总理、国会议长、韩日议员联盟会长、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等要人举行会谈，参观韩国代表性文化设施，后来访韩团成员渐渐多元，开始接触各层次人群，与他们进行交流。1999年起，访韩团增加了一项任务，即颁发日韩文化交流基金奖。该奖项以韩国人或韩国团体(名额3～4个)为对象，表彰他们在日韩文化交流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4)各类相关资助项目。日韩文化交流基金除了承办官方项目、自主开展交流活动以外，还对其他相关人文交流活动或项目进行资助。其资助对象分为三类:人员交流(草根交流活动、学术会议、艺术活动)、学术期刊出版(以人文社科领域的朝鲜半岛相关研究为对象)以及其他日韩人文交流活动。1989～2016年，该基金累计资助了1325项活动或项目,其中资助人员交流占比高达99%。
3、影响日韩人文交流的主要因素
如前所述，日韩人文交流在战后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增进了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文交流不过是两国总体关系的一部分，无法独善其身，孤立于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换言之，一旦两国关系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人文交流免不了被波及。概而言之，影响日韩人文交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首先，对日韩人文交流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政治、外交因素，集中体现在两国间根深蒂固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方面。如2017年5月，日本的秋田、青森、岛根等地因韩国坚持在交流目标地设置慰安妇少女塑像，决定取消本年度高中生赴韩交流计划，秋田方面还表示暂时不考虑重新启动交流计划。而两国间因历史问题导致人文交流中断，从很早便开始了。
多年来,韩国主要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战前朝鲜半岛劳工问题事件等为由，缩小交流活动规模，甚至取消交流活动。近年，日本政府因与韩国在处理慰安妇问题方面发生重大分歧，开始采取或默认取消诸多赴韩交流活动。历史问题一方面曾经是触发两国有识之士加强人文交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往往成为影响人文交流的重大障碍。
两国领土争端问题也是人文交流弱化甚至中断的重大因素之一。2005年，日本岛根县宣布2月22日为“竹岛日”，以纪念所谓竹岛(韩方称“独岛”)编入该县100周年。韩国则以暂时召回驻日大使之举表达严重抗议。日本地方政府的这一举动让当时的“日韩友情年”这一主题交流活动蒙上了阴影，不少人文交流活动被韩方取消。2012年，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宣示主权，日本为了表达抗议，取消了诸多赴韩交流活动。由此可见，以友好之名的人文交流遭遇政治问题裹挟时，往往变成表达对对方不满的工具与手段。
其次，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国内局势动荡等。就日韩两国人文交流的具体情况而言，前两者为主要因素。譬如，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问题、2015年韩国爆发中东呼吸综合征(MEＲS)疫情等重大事件，直接导致访日、访韩人数直线下降。
最后，地区局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两国人文交流。如一旦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不少在韩国举办的日韩人文交流项目会随之顺延或取消。反之亦然。
结 语
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与韩国智库东亚研究院(EAI)自2013年起每年进行抽样调查，共同发表调查结果。历年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对韩国持否定印象的比例、韩国人对日本持否定印象的比例均占大多数,只有两成左右对对方国持肯定态度。然而，这两家机构的另一份调查显示，那些去过对方国、参与过直接交流的人们，对对方国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在五成左右，远高于前述调查数据。由此可见，两国开展人文交流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也说明加强人文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而纵观战后70年来日韩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不难看出其间的人文交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近代以来日本对朝鲜半岛长期的殖民历史，其政治遗产之一，就是日韩之间虽然在共同盟主美国的撮合下，以朝鲜问题为背景，在安保方面基本保持了战略稳定，但深度合作则困难重重;以共同经济利益为背景，经贸合作基本平稳，但一涉及历史问题,以及与历史问题密不可分的领土争端，两国关系就必然发生龃龉。最近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日本因慰安妇问题召回驻韩大使,但根本于事无补。因为即便是日韩政府间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仍然无法阻止民间在这一问题上强烈的道德和感情诉求。“心病还须心药医”，横亘在国民内心深处的鸿沟，不是政府间的政治运作乃至利益补偿所能抹平的。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和解应具有两层含义:国家间政治和解，国民之间消除仇恨和敌意的和解。通常，前者可以通过邦交正常化来实现，政治外交协定、协议可以视为和解实现的标志。而后者则不同，因为族群之间的仇恨和敌意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尤其是战争会加深这种仇恨和敌意。
所以，国民间感情的和解应属于历史和解的范畴，只能从解决历史认识层面入手，形成共识和宽恕谅解，才能逐渐实现现实政治和解的目的。政治和解可以通过破冰式的方式实现，历史和解则是一个缓慢的融冰式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间的政治和解可以借助于政治领袖的果断、远见和胸怀去判断、推动，历史和解则需要政治领袖的勇气和诚意去推动，同时又需要有国民感情的沟通为基础，也就是民意。历史和解与政治和解相比，是一项更为复杂的跨国境、跨文化的系统工程”。
由此可见，日韩政府间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可视作一种政治和解，但它取代不了历史和解。安倍政府对慰安妇问题所持的认识和态度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言之，即便是日本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秉持正确态度，但仍然取代不了国民感情沟通的基础作用。而国民感情的沟通无疑只有通过长期的人文交流才能实现。日本知名历史学者、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纈厚教授也指出，“我认为，所谓历史和解，就是抚慰受伤的心灵，与亚洲国家及人民重新构筑起信赖关系。在端正历史认识的前提下，加强与亚洲各国之间……在各个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构筑“‘亚洲共同的家’做出不懈的努力”。
由以上中日学者的论断可知，战后日本政府特别是民间在推动对韩人文交流方面所做的努力，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日本右翼政客当政的话，人文交流也会随之削弱，成为两国历史和解的障碍。
上述日韩两国的情形在战后东亚地区具有普遍意义。中日之间的人文交流，首先在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渐进积累的融冰式特殊作用。邦交恢复之后，日本政府主要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为平台推展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其业务内容与前述在韩国展开的活动基本类似。40余年来，该基金对中日两国的人文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为主的日中友好七团体等，作为民间团体，在推动中日人文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特殊作用。
正是在当时日本朝野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进入战后的蜜月期,日本3000名青年联袂访华这一大规模人文交流活动是其间的标志性实例.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冷战后历史问题伴随领土纠纷，加之中国迅速崛起、综合国力超越日本，两国间的人文交流与日韩间的情况大致相似———也随着政治外交关系的起伏而波动。而近年中国民间赴日观光旅游的激增，给处于低潮的两国人文交流带来一道亮色和希望。
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与此前主要以文化、经济为纽带构成的历史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中日之间。当我们回望历史,希望对它有一个交代时，我们应该有一个高度自觉: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推动东亚地区的人文交流，把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带给人文交流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对青少年交流的影响。因为只有人文交流的深入持久开展——其间又可以借助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纽带——才是引导东亚地区的人们走出、超越近代悲情历史的唯一通途。人文交流的展开，主要应是东亚地区的人们进行相互或自我心灵疗救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政治外交层面与作为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右翼政客做斗争。
人文交流，不仅仅是对历史做出回应和交代的自觉行为和举措，对中国来说，它还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在当今这个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合作共赢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和大趋势。”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并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治理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形而上的层面即如何为世界贡献“精神公共产品”上——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阐释和践行，我们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其间的关键，则是如何构建与世界各国，首先是东亚各国进行心灵沟通的津梁。
不言而喻，其最重要的抓手，应该首推人文交流。文化与政治、经济相较，具有“亚位A性”的特点，诚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今天……持久的文化交流……是公共外交工作的最高境界和终极使命”。王毅外长2013年4月在与时任韩国外长尹炳世会谈时指出，应进一步深化中韩两国人文交流合作，积极探讨建立“人文共同体”。这一方面以中韩为例指有文化渊源的东亚国家应珍视并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并使其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生命，造福域内国家;同时也说明文化、文明的因子，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津梁。（注释略）
文章发于《韩国研究论丛》2017年第一辑，转载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