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祁玲玲，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10期
内容提要：
特朗普在2017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事件中的表态引发很大争议，再次在美国掀起政治正确的大辩论。理解特朗普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立场，必须将其置于美国选举政治的逻辑中。政治正确议题原本限于美国校园与媒体争论，但在2016年大选中被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前所未有地选举政治化。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最新数据表明，此次总统大选不仅是生活在中西部乡间小镇的工薪阶层的胜利，也是一场全美反对政治正确的胜利，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已成为特朗普迎合保守主义阵营支持的重要支点。特朗普强悍的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立场夯实了其保守选民的基础，但同时也刺激了自由主义阵营的对抗，加剧了当下美国社会的分化。ANES数据也表明，美国社会当前政治正确与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对抗主要与意识形态的极化相关，与种族观念、文化多元等价值观相连，而与经济利益、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元素基本无涉。这一格局昭示了当前美国民主的困境:政治极化生态中保守与自由阵营的激烈对抗不仅撕裂了美国社会,更打破了美国政治中构筑政治共识、政治妥协的重要传统。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骚乱在全美再次引发种族问题的争论,然而整个事件中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事发后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媒体、政界以及公众中激起的强烈反弹。特朗普在事后反复强调包括“极端左派(Alt-left)”在内的“多方力量(many sides)”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正面批判“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等问题上态度暧昧引爆了美国舆论。
特朗普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表态的争议言论、各方势力的猛烈反击、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被逐出白宫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关于“政治正确(P．C．-Political Correctness)”的争执再次甚嚣尘上，夏洛茨维尔事件生动而立体化地展示了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态势下交织着多种议题的种族问题。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立场不能视为偶然，也非只是个人作风的自然延续，而必须放置到Political Correctness议题与美国选举政治之间密切关联的大背景中去理解，这也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剖析特朗普Anti-PoliticalCorrectness立场的缘起及背后选举政治的逻辑,并以此展示政治极化下美国民主运行的困境。
下文将简练勾勒Political Correctness议题在美国历史上的嬗变,着重讨论这一议题如何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被特朗普高度政治化并左右选民的政治支持，最后着眼解析大选之后特朗普的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立场与当下美国社会政治生态极化、种族冲突回归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最新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数据将被运用来分析Political Correctness与投票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当前美国民众关于Political Correctness议题产生的意识形态分化。
1、“Political Correctness”:禁忌的打破
2015年8月6日，共和党总统初选第一场辩论中福克斯电视台的梅根·凯莉(Megyn Kelly)提问特朗普，让他回应在推特等公开场合侮辱女性的言辞，特朗普给出了一段当时听来不可思议的表述:“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Political Correctness。我已经被很多人质问了，坦率说，我根本没有时间Political Correctness，而且这个国家也没有时间。我们国家已经摊上大麻烦了。我们已经不能赢得胜利。我们输给中国,我们在边界和贸易上输给了墨西哥。我们输给了每个人……我们需要力量，需要能量，需要效率，需要脑子来把这个国家转过来。”
特朗普的应答令全场哗然，他直接点破了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个专业政客们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回避的争议词汇。翻看历次总统大选的辩论记录，即使在Political Correctness话题争论达到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也未有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触碰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个词汇，因为议题的高度敏感性可能引起的选民分化不言而喻。然而，“政治业余选手”特朗普不但轻易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并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大尺度地挑战了该议题的边界，历史性地颠覆了Political Correctness与选民投票倾向之间的关系。要理解特朗普如此打破禁忌对于此次美国大选以及大选之后激化的种族冲突意味着什么，有必要对Political Correctness一词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
根据语义学家的追踪，Political Correctness一词起源复杂、很难确切定义，但演化至今，该词一般是指美国人在公开措辞以及行为中构建的规则，即要求人们在言辞与行为中保护脆弱、边缘化以及历史上的受害群体，避免侮辱、激怒对方使之产生自卑的自我认知。核心是避免针对边缘化群体的冒犯性的语言、歧视的态度以及侮辱性的行为。据1994年詹姆斯·潘德(James Pfander)在《宪法评论》发表的《宪法制定者们Political Correctness吗?》politically correct一词最早出现在1793年最高法院“克里斯赫尔墨vs乔治亚州(Chrisholmvs Georgia)”一案的判词中。詹姆斯·威尔逊(JamesWil-son)法官在该案中支持了公民起诉州的权力:“若在敬酒中说，向‘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致敬，这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该词此时并非固定词组,完全是字面意义的应用。因为判词对人民主权理论的膜拜，遭到了州权力的支持者竭力反对，此后由于美国宪法第11条修正案的通过，该案被推翻，威尔逊法官的这一表述完全被淡忘。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黑人、女性、同性恋者等少数派所主张的权利开始成为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诉求Political Correctness与“多元文化”“宽容”“平等”等一系列自由主义价值相连，并与美国错综复杂的种族历史关联。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该词基本都被限制在左派阵营内部，往往被相对中立的自由主义者用来嘲讽左派极端主义者对于其他左派的不宽容。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论战再起，这一原本大体属于自由主义者自嘲的词被大学校园兴起的年轻右派保守主义者重新挖掘，并充分利用来攻击一切具有激进倾向的左派言论，将早先的politically correct更新到如今的political correctness版本。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高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不再局限于对个别左派言论的零星反击，在一些保守主义者的资助下，建立各式保守组织，大张旗鼓地批判高教系统堕入了左派激进主义的泥坑，制造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舆论，对自由主义展开全面的回击。据对当时纸媒的考察，这场声势浩大的辩论在1990—199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1995年后逐渐平息。
诚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是美国民主的重要基石，是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平权运动出发点之一，但在保守主义者眼里，左派自由主义者已经将这一原则过于激进地运用于争取教育平等、多元文化、环境保护、女性主义以及同性恋权利等运动中。保守主义者认为，对少数派权利的过度支持实际上是一种“Political Correctness的(P．C．Fascism)”: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原则被视为绝对正确、被不加区别地运用，已经损害到其他非少数族裔人群的权利，左派们并借此以排他的姿态限制着政治辩论的自由。
所谓的“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是对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传统的粗暴践踏，对五花八门的价值观念的包容接纳稀释冲淡着美国的核心精神，保守主义的美国白人异常困惑、深感危机，他们发问“我们到底是谁”?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Anglo-Protestant)所定义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是否已经荡然无存?自由主义者不能认可这样的指责，坚持认为美国少数族裔的权利，例如非裔的受教育权利，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平等保护,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标签是保守主义者用来攻击自由主义者的偏见，所谓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问题不过是保守主义编织的“神话(myth)”而非事实。这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激烈交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虽然在高校与媒体中淡出,但此后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言论自由、少数族裔学生的权利保护问题仍然是敏感而重要的话题。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群体的利益与观念并未通过争论达成共识，美国社会行进在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分化道路上，只是这种分化在九一一事件冲击美国国家安全后隐而不彰。
2008年奥巴马成功当选，无疑是对自由主义分子莫大的激励，自由派的凯旋感不言而喻。的确，在自由主义者眼里，自大辩论以来成果累积，自由主义倾向的雇员大量进入高校行政机构，“轻微冒犯(microagression)”“触发警报(triggerwarn-ing)”等政策已经不无争议地进入教授们的课堂。然而此间貌似沉默的保守主义者一直蓄势待发，阵营内部暗流涌动。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在2014年下半年，关于言论自由政策、伊斯兰宗教问题的争论以及大学校园频发的游行使得Political Correctness话题重回人们视野，并伴随着同样高声的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2015年初，《纽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这不是一件讲起来非常Political Correctness的事》的文章，该文回应了该杂志在24年前发表的一篇影响深远的主题文章《你Political Correctness吗?》。作者乔纳森·柴特(Jonathan Chait)再次提醒美国人盛行于20多年前的“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文化(P．C．Cul-ture)”似乎又回到了美国校园。
《大西洋月刊》刊发《美国思想的娇惯》，鞭笞当前美国高校学生过度敏感以及对学生保护过度，甚至奥巴马也在一些公开演讲中直言反对校园里的过度保护问题。这一次的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与20年前基本相同，仍然是对校园内自由主义声浪兴起的反击，旨在应对美国校园相继爆发的一系列抗击种族歧视的游行。然而，与20年前不同的是，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这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抗远远超越了校园以及主流媒体，与美国选举政治运作有了前所未有的结合。
2、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新场域:2016年美国大选
到2016年大选的初选启动之际，围绕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之争已在美国社会形成了广泛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共和党人挖掘并充分运用PoliticalCorrectness在竞选中的价值，特朗普在竞选刚刚拉开帷幕之际就“草率”打破了职业政客的禁忌，明确而强硬的保守主义姿态无疑开辟了政治辩论的新战场。第一场共和党辩论之后，共和党的其他候选人与特朗普一起迅速把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一词汇做了泛政治化的诠释。
泰德克鲁兹(Ｒafael Edward Cruz)将其与“伊斯兰国(ISIS)”联系，认为Political Correctness正扼杀美国;本·卡森(BenCarson)则用Political Correctness攻击奥巴马的医疗政策、中东政策;特朗普本人更是随时挥舞起这把灵巧的“瑞士军刀”把它与美国大选中的所有争论议题统合起来:移民问题、枪击事件、“伊斯兰国”、持枪权力、社交网络、穆斯林、美国的例外主义、气候变化、教育、媒体、国家预算、毒品、战犯人权、食品安全等。Political Correctness成了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立起的政治“稻草人”，任何与其政治立场相左的主张都统统被纳入了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范畴进行攻击，特朗普发动了一场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全面战争。
特朗普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对Political Correctness议题边界的一再突破，不只是为了迎合相当一部分美国选民的政治偏好，也是对其巨大潜能的释放，尽管不排除其支持者中不少人激烈反对。《大西洋月刊》2016年5月采访了近30名特朗普支持者之后发现，“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是反对希拉里、支持特朗普极为重要的动因。一位来自旧金山的22岁受过良好教育、年收入超过6万美金的白人直言不讳:“我和我亚裔的太太都受益于全球化，我们很年轻，是城里人，应该看起来是典型的希拉里的支持者，但是我们都支持特朗普……对我个人来说，我极其反对旧金山以及我们国家未来在全面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模式(ultra-PCCulture)里运行，在那里不可能有建设性的讨论，不同意就冠以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之名……我感觉我必须隐藏我的信仰。我不能公开承认我是共和党人……当我看着希拉里，我感觉这个世界越来越不能容忍右派观念。脸书在过滤保守主义的观点，《大西洋杂志》在为这些行为辩护，这些都让我很担心……这是一场关于未来的美国人们之间的对话如何展开的战争。”
这位特朗普的匿名支持者的态度堪称典型，在社交网络及主流媒体上类似的抱怨甚为普遍，美国人感觉到，在这个原本以自由而著称的国度已经难以自由表达: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互道“圣诞快乐”，因为会冒犯其他宗教信仰的人群;他们写作不能用他(he)也不能用她(she)，因为这可能伤害性别认同复杂的少数人。为少数人权力而战的民主党人在一些价值上走得颇远。例如，民主党人在北卡罗来纳州通过激进的LGBT法律，允许按照性别的自我认同原则进行公厕选择。虽然该法律在北卡保守派的激烈反抗中很快被推翻，但类似的对抗使得美国人普遍意识到,在个人权利的诸多方面，所谓的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原则已经限制了必要的公共辩论，进而无处不在地干涉了普通人言行自由。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虽然粗鲁但极其强硬的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态度精准道出了偏保守主义选民的内心隐忧。对Political Correctness概念的滥用无疑有着滚雪球的效应，随着竞选造势的升温，选民普遍性地被卷入对于Political Correctness问题的立场表态中。根据2016年10月的一项民调(Fairleigh Dickinson Poll)，高达7成的美国人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尽管将特朗普与Political Correctness联系起来发问时,数字有所下降，但仍然有超过半数的人痛恨Political Correctness。
在共和党人开辟的关于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新战场上，民主党人看似占据了道德的高地，却失去了一大批有声或无声的选民。一直以来民主党专注的最棘手的经济与反恐议题等话题,也被整合进了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框架之内，他们不得不转身应付保守主义阵营挑起的在Political Correctness框架下的对抗,以至到了临近投票前，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大选几乎变成了一场关于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全民公决。那么特朗普的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是否真正左右了选民投票呢?这一实证问题需要在数据验证中得到答案。
无论怎样反复讨论2016年11月4日的美国总统大选或许都不为过,从美国民主体制运作的任何一个视角去观察:大选民调的全线失手、美国政治精英的彻底溃败、民粹主义在美国民主中的罕见兴起、民主党“蓝色之墙(the Blue Wall)”的轰然倒塌、蓝领阶层对美国政治地图的改变，美国社会与民主政治无疑正经历一些始料未及的深刻变化。大选过后评论与分析铺天盖地，从媒体、政治学者到普通民众都在追问，美国政治究竟在遵循怎样的运作逻辑?常识被颠覆?这其中有相当多的分析指向了中西部地区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低收入白人蓝领阶层，五大湖周边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2012年大选中共和党差之毫厘的佛罗里达州对特朗普的关键性支持，在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放大之下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态。不过，以下数据表明，这次大选不仅是生活在乡间小镇的中西部工薪阶层的胜利，同时也是一场“反对政治正确”的胜利。
下文对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实证研究主要依托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数据。从1948年就开始的ANES项目在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及每2年一次中期选举前后都会对选民进行抽样调研，为美国选举相关的价值与行为主义研究积累了大量数据。关于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话题，在过往的历次问卷中从未出现。但是，2016年的问卷设计从之前的实验性数据采集(piolet study)到此后的时间序列数据(ANES 2016 Time Series Study)都直接嵌入了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问题，这本身就表明了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设置的该议题在此次竞选中不可逆的放大效应。问卷中直接发问:“最近有很多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有些人认为，我们在讲话时的确需要敏感地考虑到别人的不同背景而相应改变说话的方式，其他人认为这其实走得太远了，有些人太容易被冒犯了。你如何看?”在2016年2月份进行的实验性数据中，与前文提到的民调结果非常一致(参见表1的数据分布)，有62.3%的人同意后者(包括基本同意与完全同意两项)，即有6成的受访者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在大选前后的时间序列调查中，认同有些人比较容易被冒犯的比率为57.06%，虽然比此前略有下降，但出入并不大。60%比40%的格局表明，无论是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支持派还是反对派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民众关于这个议题是高度分化的。
当然，我们更关心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态度与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意愿之间是否存在确定性关联，这需要在多元回归的计算中获取答案。这里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即“是否在大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在时间序列数据中的编码为:是=1，否=0;但在大选前的实验数据中，因为当时初选仍未进行，特朗普还未获得初选的胜利，同时因为希拉里的呼声最高，问卷设计主要围绕希拉里展开。
因此，该数据中编码投票给希拉里为1，否为0。控制变量主要由两大类组成:一类为基本的人口学变量，这些是分析美国大选投票倾向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因素，其中性别(女=0，男=1)，教育水平(1—6:1=小学，由低到高，6=大学及以上)，年龄(2016—出生年份)，是否是白人(是=1，其他=0)，家庭年收入(1—31，赋值越高收入越多)。另一类是与价值倾向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意识形态衡量(1—7，数值越大保守主义倾向越强)，对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程度(1—7，赋值越高越支持)，这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是对“过去8年政府工作的整体评价”(1—4，赋值越高越积极评价)以及在大选中突显的反恐(1—5，赋值越高则认为恐怖威胁越大)、反对自由贸易(1—7，赋值越高则表示越反对自由贸易)以及反对移民的态度(2—14，赋值越高越反感移民)。模型中所涉及的两组数据及相关变量的信息可参见附表1与附表2。在统计模型的选择上，因为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我们将采用稳健标准误差回归分析模型(Logistic Models withＲobust Standard Error)来进行计算，结果参见表2和表3。
从表2、表3的一共8个模型来看，所有的多元回归模型中Political Correctness变量都获得了统计学的重要性，表1所有模型中该变量系数均为负，印证了越是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者越不支持希拉里的假设;而在表2所有模型中为正的系数则表明，越是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者越支持特朗普。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控制了其他人口学以及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的前提之下，Political Correctness变量仍然非常稳健地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倾向。可见，高度政治化了的Political Correctness议题对选民的投票倾向影响显著。
这一效应不应简单地归因为保守主义媒体的宣传，也不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的一厢情愿。其实，对于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认知已经在事实上植入了选民的政治偏好。在进行数据运算的过程中,Political Correctness变量的影响效应出乎意料地稳健，它不仅仅是表2、表3所报告的模型中运算结果最稳定的变量，即使在验证其他控制变量的一系列的模型中，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一变量始终与支持特朗普正相关，并毫无例外地具有统计学重要性。我们可以比较有信心地认为，与以往任何一次大选不同，此次大选中选民在Political Correctness问题上的站位是考察其最终投票倾向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破解特朗普“意外获胜”、反思希拉里败北的钥匙。
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的格局同样有趣。首先纵观两个表格中8个模型的控制变量，在解释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选票支持格局时产生了一定分化，有相对稳定的变量，也有产生变化的变量。如果假定美国国家选举数据项目足够专业，这两组分别在2016年2月与大选前后的数据都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可以推断，随着6月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胜出,在与希拉里的对峙中，竞选之初的选民支持格局已经在悄然变动。具体来说，表2四个模型基本表明，女性、年龄偏大以及受过更好教育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希拉里，这和表3中特朗普支持者的人口学分类基本吻合，尽管男性变量在表3中的2—4模型中并未获得统计学重要性，但模型5—8比较稳定地表明，那些年轻的、未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更倾向特朗普，这一结果与包括《纽约时报》、美国国家新闻网等主流媒体的民调结论基本一致。种族归属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同样有趣，在表2的模型2和模型3中这两个因素均未获得统计学的重要性，但在模型3中嵌入了种族与收入的交互变量，不但该交互变量获得了统计学重要性而且种族与收入变量的系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以模型4为例，如果一个选民并非白人，那么收入的系数则为零，也就是收入并不影响投票;但如果该选民是一名白人(赋值=1)，那么收入的系数则为0.43－0.07=0.36，也就是收入高的白人更倾向于支持希拉里，收入低的白人则反对希拉里,也就是说，即便在特朗普并未胜出当选共和党候选人时，希拉里在低收入白人阶层就受到了排斥。在表3的模型中将这一结构更进一步演化，收入变量、白人变量以及交互变量均获得了统计学重要性。至投票之际,低收入白人支持特朗普的结构已经非常明显，特朗普在大选中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被忘记的人(the forgotten)”所做的工作的确有效。
从所有的模型来看，意识形态以及对奥巴马总统的态度是决定是否分化特朗普与希拉里高支持的两个极为稳定的元素，这从模型1到模型2和模型5和6中PseudoＲ-Square的变化都可以看出。不难理解，偏向保守的选民当然倾向特朗普，偏自由主义的选民则力挺希拉里。而对奥巴马政府的评价看起来也直接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倾向，例如，在奥巴马全民医保中利益受损的白人蓝领这样的夹心阶层在面对特朗普时，希拉里的任何努力基本徒劳。关于反恐、移民及全球自由贸易这三个关键议题的影响，对比模型4与模型8，反恐议题模型4中一直没有获得统计学的重要性，但在竞选之初看起来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自由贸易以及移民议题最后却在大选中分化了选民(模型8)，那些反对自由贸易以及对移民持保守态度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以上数据已经表明，美国选民在包括Political Correctness问题在内的种族主义、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意义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等问题上激烈对抗，而且选民们认为已经非常有必要通过手中的选票来捍卫各自的立场。表2和表3模型则非常清晰地反映了特朗普的选民支持结构:相对年轻的、教育程度偏低、意识形态保守的白人，他们明确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自由贸易，对移民心怀不满(参见模型5—8),并且对奥巴马任期内的表现持负面评价。这一群体的价值取向与特朗普上任后各类言行以及内政外交契合度甚高，诸如退出巴黎协定、强硬遣返非法移民、对中国外交的走向以及不满前政府的全民医保政策等。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美国国内外各大媒体对于特朗普的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奇葩”行为的报道，然而，只要回溯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选民支持结构，就会发现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既不业余也不奇特，其所作所为是在持续回应这一部分选民的诉求。竞选中特朗普走强硬的民粹主义路线，利用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理念将美国选民一分为二，将早先Political Correctness主要定义于少数族裔平等权的原则抬升到“美国优先”的国家主义原则，并同时在随机嵌入的五花八门的议题争论中,将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内涵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方方面面结合起来,使得Political Correctness原则前所未有地与选民手中的选票有了直接关联。Political Correctness议题与投票意向的高度关联，是以班农为首的特朗普竞选阵营迎合美国社会已经暗潮涌动的对抗做出的非常成功的竞选策略。
也就是说，尽管大选前选民中的分化是隐性的，但实际上在意识形态、奥巴马政府的内政外交等方面已经有极大的分歧，而特朗普非黑即白的民粹路线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保守主义选民的诉求，最终投射到他们对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反对以及对特朗普的支持上。然而 ,这恰恰也是特朗普的困境，作为国家首脑，迎合保守选民的偏颇立场必然招来反对派乃至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政治反对派的激烈批判，从而倒逼总统以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姿态来弥合双方的分歧，但无论是从选举利益出发的保守立场还是其所走的民粹路径都注定特朗普无法解开这一困局。
3、大选之后:Political Correctness与当下美国的意识形态分化
在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喧嚣中凯旋的特朗普大选面临着立足华盛顿的各种挑战。深受政治正确之苦的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在大选之后表态拒绝再用该词，因为这是美国社会仇恨的代号。事实上，大选过后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个竞选中的高频词几乎一夜消失了。除了2017年6月伦敦的恐怖袭击后，特朗普在推特中提到要“停止PoliticalCorrectness”，在其他公开场合他已经极少提及该词，媒体关于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报道与分析也骤减。然而，这并不表示萨默斯所指的Political Correctness背后的社会仇恨就此消失。当主流的保守主义者在享受着特朗普对Political Correctness矫正的硕果时，一些冷静的右派保守主义者则提醒特朗普应重塑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原则，以免过分分化他的反对派，现在看来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
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政治的日趋极化(polarization)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而政治极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意识形态在两党之间的尖锐对立。相当一批实证研究表明，极化弥散在美国政治运行的各个层面:选民、政党候选人、联邦机构、州政府、媒体。政治极化演化为美国各个联邦机构中的激烈斗争，尤其在白宫与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代表们为回应地方选民的诉求进行着不妥协的政治对抗。走着“非黑即白”的民粹路线的特朗普既是这种政治生态的产物，同时也将原有的分化推到新的高度。
大选中的特朗普通过提炼该议题、大张旗鼓地攻击反对派，迫使选民在这一议题上站队,使之成为传统议题之外又一个分化民众的维度。那些早先持保守主义立场、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沉默的大多数”通过此次大选被高度动员，并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看到了反击自由主义的大好机会。而对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说，少数派权利在选举失利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势必(已经)激发他们以更激进的态度反对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
大选期间特朗普“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策略已经在大选后进一步分化了美国社会，夏洛茨维尔事件中举着火把的NZAI、事后媒体爆炸式的攻击、特朗普所到之处双方接连不断的抗议与骚乱、多地迅速拆除保存历史记忆的铜像等都表明美国的种族问题再度被激活了。特朗普拒绝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表态以及与主流媒体、左派言论之间的交锋甚至已经超越了拆除铜像争议本身，映射出美国当前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我们不妨再次回到ANES数据，以支持与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为标准将民众分为两拨人，分析他们的主要分歧如何与意识形态等具体议题相捆绑。
表4报告了支持Political Correctness与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两类人群在各项指标中的差异程度。例如，关于移民的态度，先分别计算两类人的平均值，Political Correctness组的平均值为14.13，反Political Correctness组的平均值为12.17，相减之后再根据该值的最大最小变动范围换算成百分比，为11.73%。数值越大，说明这两组人的差异越大。表4中的各项差值表明:从宏观层面(aggregatelevel)数据的平均值来看，差异分值最大前十项分别为全民医保、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评价、意识形态(保守相对于自由)、白人支持/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比重、对奥巴马的评价、是否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对穆斯林评价、对经济状况评价、男性支持率、反对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比重以及反移民的程度。
可见，意识形态主导的相关议题是这两拨人价值层面分歧最主要来源。当然，两个客观人口学变量(种族与性别)也展示了重要差别。相比较而言，这两拨人在对生活的满意度、教育程度、年龄、政治参与度乃至对国会的评价等方面在宏观数据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个体层面(individual level)的数据对此格局有进一步展示。
在表5的三个模型中，以Political Correctness为因变量进行的Logistics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模型1展示了意识形态及其他价值观变量之外的客观变量的影响，在控制多元变量后，人口学的变量除去教育程度之外，基本都获得了统计学的重要性。
模型2则加入了意识形态变量，PseudoＲ2从早先的0.05陡升至0.15，也就是选民的意识形态一项就可以解释因变量Political Correctness的10%，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模型3中加入一系列特朗普在竞选以及当下反复争论的议题，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包括恐怖主义、自由贸易、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三个变量均不具有统计学上的重要性。但意识形态、对奥巴马政府的评价、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以及反移民这四个变量非常稳健地获得了统计学的重要性。
以上个体层面与宏观层面的数据分析表明，与Political Correctness立场的分野最相关的几个既相互独立又内在牵连的元素是:“意识形态”“种族问题”“多元文化”。也就是说，关于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冲突主要是观念的冲突，而非关于经济利益、社会阶层、不同教育程度的群体之间的对抗(见表5中的模型3)，夏洛茨维尔事件正是这一格局的典型展现。特朗普在意识形态层面对选民的迎合是政治极化态势之下争取政治支持的必然走向，从拆除铜像到夏洛茨维尔事件本身就昭示着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深刻裂痕，特朗普从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和盘托出了典型的保守主义白人的意识形态倾向。就此，就算舆论风暴猛烈，特朗普仍然必须兑现着他的选举承诺。
事实上他也博得了共和党内票仓大本营的稳定支持，福音派白人(White Evangelicals)在夏洛茨维尔事件后对特朗普的支持并没有受到影响，仍然有高达65%的人表示支持。美国当前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激烈对抗也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当前美国失业率创新低的情形下特朗普却获得如此低的支持率。特朗普的支持率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分离已经打破了美国政治运作中“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的传统，这是一个值得跟踪关注的新格局。本文的数据表明，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政治的运作正在被日渐极化的意识形态对抗、种族主义冲突等议题绑架。就业、经济等传统议题固然一直存在，但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Political Correctness与 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等意识形态冲突将会高显示度地困扰美国政客与民众，特朗普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或许将无法缓解双方的冲突。
回头看，大选之后的特朗普在一些例行场合的表态似乎有着被迫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趋向。正如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中，特朗普在压力之下Political Correctness地批判了白人至上主义、解雇了班农。只是，有着背后稳固的选举利益群体，特朗普也只能是言辞间的偶尔松动，丝毫不能缓和特朗普与其反对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消解冲突。
特朗普作为总统角色以及选民利益代言人角色的冲突,让人们看到了美国民主当前运作的困境:面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分化，出于选举利益的需要，特朗普需要通过激进保守主义表明立场以稳固自己的选民阵地，这也是他就任以来制定政策的基本走向，但这势必遭到更加激进的左派反抗，两派之间的对立与分化在不断的循环中得到强化。更有甚者，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强悍做派和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注定其不会成为弥合冲突、擅长政治妥协的角色，他所擅长的对抗表态、对反对派的激烈批判无疑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
4、结 语
1981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中指出:这个国家是由自由、平等、反权威的民主信条与不完美的政治制度共同塑造，理念与制度的不和谐(IvIGap)是美国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进步主义时代看到了美国政治体制自我完善的能力。优质民主总是建立于“忠诚的反对派”的支持之上，亨廷顿引以为豪的美国政治中的制度矫正机制——在利益对抗中能实现政治妥协——本质上并无特别。
不过彼时的美国尽管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政治意识形态却远不及如今的两极分化。特朗普的美国与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已经相去甚远，回归的种族问题背后的政治生态已大不相同，大选中政治正确议题能被如此高度地政治化，本身就表明美国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撕裂，而该议题被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强势嵌入势必进一步加剧社会力量的分化。扛着Anti-Political Correctness大旗的特朗普轰轰烈烈地赢得了大选,但他如何缓解反对派的激烈对抗，在利益博弈与意识形态冲突中重塑政治共识、重建政治妥协将是更加艰难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