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25年之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与结果，是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建立和巩固。美国这种独特地位，总的来说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及美国反应方式有关的许多基本问题，就其历史根源而言，也大多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
因此，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就是：战后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或调整之间具有何种联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战后美国历代战略精英如何界定美国的利益，如何判断内外威胁与挑战，如何评估本国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
要理解这些问题，至少需要考察彼此相关的两条基本线索：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行为的历史脉络，以及战后以来美国政策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及其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
虽然美国国内经常有所谓自由派与保守派、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争论，但全球主义或干涉主义，是美国成为世界性强国之后的外交主旋律。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干涉主义甚至“黩武主义”，其盛衰起伏与美国全球战略扩张与战略收缩的节奏是大致吻合的。
杜鲁门政府的“NSC-68号文件”及其全面扩军政策，使冷战走向“军事化”，大大加速了美国走向“国家安全国家”的进程。为避免因为军备负担过重而导致“国家破产”，艾森豪威尔政府以退为进，试图借助“大规模报复战略”实现安全与繁荣（即军事与经济）的“大平衡”。肯尼迪政府再度高调推行全面扩军政策，直至约翰逊政府走向极端、陷入越战泥潭。越战后尼克松政府又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维持均势，直到卡特时期美国仍处于颓势。里根政府上台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好转，保守主义思潮抬头，同时苏联的内外困境加剧，美国又决心“重振国威”，在“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下开始了“新冷战”，“NSC-68号文件”的绝对安全观念又借尸还魂。“星球大战计划”表明，美国已不再满足于美苏战略均势，试图通过建立外空防御体系来获得绝对优势，为此不惜曲解1972年与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冷战格局骤然瓦解后，老布什政府才得以在“单极时刻”（并且在刚刚打赢海湾战争之后）展望一个“正义、公平竞争、抑强扶弱、持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
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出现战略转型，咄咄逼人的“新干涉主义”使美国又开始偏离正道。作为党派斗争激化和极端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在1999年还否决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自1919年参议院否决同样由美国行政当局参与发起和制定的《凡尔赛条约》以来，美国国会首次拒绝批准一项重要的国际安全条约。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新保守派立志“以武力追求理想”。为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干脆直接抛弃碍手碍脚的《反导条约》。美国“黩武主义”达到顶峰，结果落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奥巴马政府于是打着“变革”旗号开始“纠偏”，在中东等地实行战略收缩，在亚太搞“再平衡”。而所谓亚太“再平衡”，虽然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内容，但最突出的还是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等举措。2009年底奥巴马还宣布向阿富汗增兵三万人。奥巴马既无法改变也无意质疑美国传统的军事价值观。他甚至公开表示，即使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国也将“永远维持自己的军事超强优势”；而且，“美国军队天下无敌”，在未来一百年内要继续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不能，没人能”。
随着奥巴马任期接近尾声，新一轮大选临近，对民主党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声浪开始上升。奥巴马过去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反映了美国民众对小布什和新保守派的否定，如今对奥巴马的否定，自然是新保守主义望眼欲穿的机会。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撰文指出：“就像一遭电击便立马挺身坐起的死尸一样，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不断抽搐复活。”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俄罗斯、中国重申海洋领土权益、逊尼派极端势力重返伊拉克等等，只要出现全球性挫折事件，“那几张老脸”——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尔、罗伯特·卡根以及“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其他成员——就会竞相在电视镜头前声称时间回到了1939年。显然，尽管未必会成功，新保守派势力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在2016年卷土重来。
安德鲁·巴塞维奇深刻地指出：“当今美国的黩武主义在美国历史中具有深厚的根源。它代表着一种两党的事业，因此不可能在任何短期时间内消失。”当然，在现实政治中，美国“黩武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伸张，说到底还是由当代国际体系、特别是其军事安全结构的单极性质所决定。
美国人生性乐观，富于创新精神，同时又极具忧患意识，总是对自己的世界地位感到担忧。每隔几年，通常是十年左右，就会出现新一波严重的悲观情绪，关于自己的衰落论重新抬头，关于他国的威胁论也甚嚣尘上。不过总的来说，在其走向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即使遭受重大挫折，似乎也总是有办法摆脱危机，转危为安，甚至经常把危机变成机遇，使自己在危机之后进入新一轮发展期。与此相关，美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叙述，往往倾向于把美国的发展史看成一部“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其中还包括对军事手段之效用的高度推崇，对美国军事能力的高度自信以及美军“战无不胜”的神话。
然而当今全球格局与冷战时期已大不相同，除了在军事安全领域仍有明显的美国单极特征，在政治上早已走出东西两极结构，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在经济上也日益走出传统的南北二元结构，朝着多元、至少是三元结构的方向发展。导致此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以及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出现。那么，美国将如何调整自己，以充分适应和有效应对当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迁以及与此相关、不可避免的国际秩序变革需求？它是否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抑或仍将固守其核心理念与全球目标，以不变应万变？
实际上，美国的优势与霸权，既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也会造成代价。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指出的，手段与目标的平衡是国家大战略的核心问题。如果威胁被夸大，权力伸展过度，追求的目标过多，或者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承担的义务”（commitments）过多，超过了实际能力，甚至于美国的“信誉”（credibility）将不得不靠追求并实现过多的目标来维系，其相对实力将受到损害，其核心价值也可能面临危险。梅尔文·莱弗勒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行为模式往往会受到某种不祥的惯性与驱动力的影响，导致目标与手段严重失衡，美国是否会落入这一窠臼，成为这种不良倾向的牺牲品，将取决于美国的各种利益群体、官僚机构和决策者个人能否找到一种途径，来恢复和保持外部威胁、核心价值和权力的运用之间的平衡。
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偏重军事手段，迫求绝对安全，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此类战略与安全观念的危险性在于，美国并不总是因此获利，它也有可能因为过度扩张而导致自身实力受损，甚至重蹈历史上许多大国的覆辙。后冷战时期、特别是“9·11”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与“尼采式”战略观念密切相关，美国也时常面临着帝国“过度扩张”或“战略透支”的现实与潜在危机。当今美国在全球所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者说正在显现的某种“帝国的困境”，都可以从冷战历史中找到根源。更重要的是，一旦与实力相当并同样抱有意识形态偏见或道德优越感的大国相遇，对抗就可能发生，整个世界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何来绝对安全？这也许是美国霸权的一大悖论。尼采的思想轨迹，正是这种悖论的生动写照。尼采堪称冷战“军事化”的始作俑者，最后又被认为是冷战“非军事化”的推动者。用F.卡普兰的话说：“如果有一个人与美国在20世纪中叶成为全球性军事强国最有关联，尼采当之无愧；如果有一个人最应该对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核大战梦魇负责，尼采同样难辞其咎。”
冷战结束已经二十多年，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冷战给许多民族留下的精神包袱，给许多地区造成的政治后遗症，至今仍无法完全消除，与冷战有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令人深思，有待解答。例如，在整个冷战进程中，为什么热战（如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均发生在亚洲？柏林墙倒塌已二十余载，为什么冷战所造成的国家分裂局面在亚洲尚未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尽管当今全球环境与冷战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为何总有一些人津津乐道于所谓中美之间的“新冷战”？
历史的确充斥着各种悖论，其发展逻辑常常令人困惑。诉诸历史哲学，无论是信心满满的“进步论”，“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循环论”，还是总以为今不如昔的“退化论”，虽各有其拥趸，但都不免有盲人摸象之虞。我们很容易发现，即使是那些最深刻的洞察、最精辟的论断，如果囿于有限的时空与过于狭隘的目标，对于理解历史的逻辑展开，也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或词不达意。由此可见，“世界观”是何等重要！
（本文摘自《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际安全战略的缔造者》。
转自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公众号，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bBOvgp2FYr9eTHPOe5p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