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利益风险评估系列报告》
土耳其
【报告导读】近年来土耳其国内矛盾突出，宗教思潮回暖，恐怖事件频发。2016年7月，军方政变未遂，总统埃尔多安的权力得到巩固。但土耳其经济形势下滑，民族矛盾尖锐，在土投资坏境恶化趋势增强，土耳其风险评估升级。此外，由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地区纠纷不断，土耳其的周边环境十分复杂。近一年来，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俄土关系得到改善和增强。土耳其成为俄美争端的焦点之一。在涉华问题上， 涉及与土耳其关系的本土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这些威胁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严峻，涉及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与安全。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人口约7300万，以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为主，是西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主要信仰为逊尼派伊斯兰教。土耳其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地处欧亚两洲的交汇处，正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土耳其的局势对地区稳定意义重大。
一、土耳其国内政治概况
（一）议会权力削弱，总统权力扩大
与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是，土耳其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是
典型的半总统共和制国家。土耳其宪法规定国民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实行普遍直接选举。2007年，土耳其进行了宪法修改，将原来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总统职位改为全民直选，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届。随后的几次改革，使得国家权力逐渐从议会向总统转移。
（二）军队地位下降，宗教思潮回暖
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体制和民主化进程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军队一向以“世俗体制捍卫者”自居，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多次发动军事政变或采取“强力干政”行动，推翻政府或迫使政府下台。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正发党”执政以来，宗教思潮在土耳其有逐渐壮大的趋势，引起世俗派力量对国家走向日益强烈的不安。2016年7月，土耳其军方试图发动政变未遂，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对军队系统进行改革，试图削弱军队地位，扩充总统的影响。
（三） 民族矛盾突出，国内局势动荡
由于土耳其集中了大部分的库尔德人口，以及土耳其追求民族纯粹性的国家构建策略，使得土耳其成为库尔德人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过去一年，土耳其国内安全形势恶化，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主要城市接连遭遇爆炸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心理恐慌。而大多数恐袭事件由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斯兰国宣称负责，库尔德人问题和伊斯兰国成为土耳其局势动荡的主要来源。
二、大国博弈的聚焦点
近一年来，土耳其无疑处于大国博弈的风口浪尖，三次重大外交事件更是将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推向国际舆论的中心，与此同时，也反映出美俄土三国关系之间的戏剧变化。
（一） 袭机事件，导致俄土关系紧张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二十国集团的创始成员国，一贯采取亲美立场。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了一架入侵土领空打击IS的俄罗斯战机，并拒绝道歉，引发举世震惊。在巴黎的气候峰会上，普京刚义正辞严地指责土耳其向IS购买石油，埃尔多安也以辞职向普京发出挑战。俄土之间的争端实际上是美俄之间在中东地区的博弈和龃龉，如若没有美国的支持，土耳其绝不敢肆意对俄动武，俄罗斯为此对土耳其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导致俄土关系出现半年多的不正常化。
（二）政变未遂，美土关系产生裂隙
7月中旬，土耳其发生旨在推翻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普京在政变挫败当天便与埃尔多安进行了通话，并对埃尔多安表示了慰问和支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土耳其的盟友美国并未与埃尔多安通话。不仅如此，埃尔多安向奥巴马喊话，要求其交出居住在美国的土耳其知名宗教人物居伦，并认定居伦是在“相关国家”的支持下策划了土耳其政变，美国拒绝了埃尔多安的要求，导致双方关系出现裂隙。
（三）大使遇刺，俄土关系增强
12月19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在安卡拉出席活动时遇刺身亡，杀手是一名20岁出头的极端宗教分子。俄方对此并未对土方表示谴责或不满，反而委婉地为土耳其官方辩护，并呼吁俄土两国应该在叙利亚问题上继续加强互信，不能让居心叵测者破坏俄土关系的大局。而与此同时，土耳其一口咬定流亡美国的居伦是这词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土耳其外长还用讽刺性的言语同克里进行通话，并指责美国继续为居伦提供庇护。从表面上的信息来看，在俄大使遇刺一事上，俄土采取了较为一致的立场。
三、涉华关系风险评估
涉及与土耳其关系的本土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这些威胁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严峻，涉及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与安全，土耳其在其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因为在这一地区，集中了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面临着最现实和紧迫的风险与威胁。
（一）疆独、东突势力影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过去，土耳其政府经常对疆独和东突分子的分裂活动采取同情、纵容的态度，为这些组织日后武装化、暴力化埋下祸患。近年，土耳其政府多次强调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维吾尔族社团活动、监控乃至驱逐“疆独”分子等等，来实践其“一个中国”的立场与承诺，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分离势力在土耳其国内影响力。
（二）极端势力、恐怖组织影响国家安全
近两年来，迅速发展壮大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但将中国作为攻击的最重要对象之一，而且将“新疆”划入其所谓的“终极版图”。新疆内部有“三股势力”活动人员，通过偷渡加入ISIS，接受其训练，并试图回国开展恐怖活动。而极端分子往往选择土耳其作为投奔ISIS的重要中转站，利用伪造的土耳其护照经东南亚登陆土耳其再进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土耳其长期以来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边境控制、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是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社会稳定与宗教极端势力威胁
在多民族和多宗教共存的新疆地区，民族团结、宗教宽容和世俗化是社会稳定、地区和平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宗教极端势力则不但在国内制造宗教狂热，煽动民族仇恨与对立，还利用土耳其社会存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制造舆论，打着人权、宗教自由等旗号迷惑一些对中国和新疆问题不甚了解的土耳其人，歪曲事实，抵毁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并对政府施加影响。近期在土耳其爆发的反华示威活动，其不良影响不仅造成了两国人民间的互相误解，也反过来助长了国内极端势力的气焰。
四、在土投资风险评估
（一）中土贸易增加，在土投资巨大
中国与土耳其贸易数额近年增长很快，尤其是对土耳其出口，从2005年的42.52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48.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预计2025年会超过德国和俄罗斯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在土投资巨大，2014年，中国对土耳其直接投资达到8.86亿美元，中资企业数量超过600家，主要投资领域为电信、高铁等交通运输业、能源和装配业。未来十年，土耳其仍将处于一个高度建设期，包括接近4000亿美元规模的公路、铁路、港口与机场项目、1400亿美元的环境项目以及50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与住宅项目等将继续吸引大量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
（二）土国经济下行，风险评估升级
从经济形势上看，土耳其的经济走势不容乐观，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从10%左右回落到2014年的2.9%，2015年的4%，民众收入增长停滞不前，除房地产外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政变会给土耳其本已相当疲软的旅游业、金融市场带来巨大打击。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称，土耳其军事政变未遂会造成中期性影响、并可能会使得诸多挑战加剧，关联性信贷风险仍然居高不下，政变企图可能暗示会影响到土耳其增长轨迹；下调土耳其2016年GDP增长预期至3%，经常帐赤字占GDP比重大约为3.4%。评估机构标普更是将土耳其的风险评估从4（温和高风险）上调至5（高风险）。
五、中土关系前景及对策建议
（一）中土关系前景
就中土关系而言，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于确保土耳其政府履行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土从事反华和破坏土中关系的活动；与土耳其就反恐问题建立协调机制，截断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的联结；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和相互了解，消除土耳其反华势力滋生的土壤。
就目前中土两国的关系走向及土耳其面临的国际环境而言，中土关系的发展面临着较大机遇，发展前景向好。首先，土耳其传统的亲美外交立场收效甚微，美国对土耳其采取为我所用的政策立场，而对埃尔多安引渡居伦的要求视而不见，使得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心态受到羞辱，美土之间产生较大缝隙。其次，美俄之间由于袭机事件产生了较大龃龉，尽管双方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善，但在经济合作方面，俄罗斯本身疲软的经济态势对土耳其帮助不大。最后，土耳其采取的入欧政策也迟迟不得回应，欧盟总是以人权、内政等有条件加入为由，对土耳其处处限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的政策布局为土耳其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埃尔多安曾在11月公开表示，“如若欧盟不能接纳，土耳其也不妨考虑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
（二）对土政策建议
加强经济合作，但要谨慎合理布局。我国应利用好“一带一路”
的战略布局，并结合土耳其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根据土耳其发展需要，加大在双方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建设方面的合作，但由于土耳其局势较为动荡，在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应当合理布局，谨慎投资，提防土耳其出现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
其次，应加强与土方之间的反恐合作。一是要敦促土方加强出入境管理，防止疆独、东突势力利用土耳其作为大本营，开展恐怖活动。二是要与土耳其进行合作，建立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机制，确保中方人员在土生命和财产安全。
最后，双方应加强互相交流，增进互信合作。一是要加强高层之间的来往和互信，建立常态化的高层领导来访机制，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了解。二是要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互信。推进两国间的旅游交流合作，加大新丝绸之路主题的旅游项目推广以及宣传。鼓励土耳其青年学生来华留学、交流、工作。拓宽对外文化传播的渠道，注意发挥软实力手段的灵活性。
（宫小飞执笔）
沙特阿拉伯
【报告导读】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友谊源远流长，两千多年以来，丝绸之路一直把中阿两大民族连接在一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两国一直致力于构建面向新世纪的友好关系，但中国在阿拉伯的海外利益依然面临多方面的风险。政治上，阿拉伯国内改革进程缓慢，国内社会形势面临潜在的不稳定性，同时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经济上，阿拉伯国内经济过度依赖石油，政府财政深受石油价格影响；宗教上，派系冲突频发；环境上，昼夜温差和病毒性疾病给人们的生存带来很多风险。同时，中国在阿拉伯还面临着大国的博弈和恐怖组织的袭击。面对这些风险，中国应该积极应对，以合法的手段维护本国利益。
沙特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约占阿拉伯半岛的四分之三。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同约旦、伊拉克、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等国接壤。虽然沙特面积辽阔，但其领土空旷，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估计有2870万人口，其中包括大约550万非国民。每年约有10万外国人进入该国，主要是为了填补具体工作空缺。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三大圣地中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且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确保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位置。尽管沙特有过一些直接民主的实验，但是沙特仍然是一个绝对君主制王国，禁止任何政党活动。同时，沙特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是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
一. 风险评估
1.政治风险
第一，国内改革进程缓。首先，由于追求利益的稳定，沙特想通过使沙特社会实现现代化，以求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生存下去。但国王通常在主要派别之间斡旋，以维持政权的稳定。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保守派人士也勉强接受了一定程度上维护经济利益和社会和谐的社会改革。统治阶层把稳定性和控制看得最重，主要的政策遵循各方达成共识的原则。其次，教士影响的约束，即使是轻微的改革也被证明不受保守宗教机构的欢迎，保守宗教机构成为重大意义变革的主要障碍。沙特王室从其作为伊斯兰教的保护者的地位中获取合法性，并将对教育和社会习俗的控制让予宗教机构，以换取对国家在世俗问题上支持。
第二，国内经济过度依赖石油，政府财政深受石油价格影响。这导致国内宏观经济与政府财政极易受到油价涨跌的影响。沙特油气产业对该国GDP贡献率超过50%，对该国经常账户贡献率在80%左右，对该国财政收益贡献率高达90%。沙特政府财政收入与石油价格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第三，国内社会形势面临潜在不稳定性。青年失业率高、严重的女性歧视、地域差异、什叶派少数族群的反抗等等。沙特国内政治危机的核心原因来自国内极高的青年群体比例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另一方面，沙特公民就业对政府依赖性极高。青年人是一国中最不稳定的人群，如果沙特政府无法提供充足的岗位安定国内的年轻人，将在未来面临严峻的社会政治风险。
第四、宗教派系冲突与风险。沙特逊尼派人数接近90%，只有10%左右为什叶派人士，且集中分布在沙特最大的省份东部省，该省亦是沙特最大的产油地区。什叶派在沙特受到歧视，在宗教自由、教育、出版、政治等领域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经济上也无法享有和逊尼派人士同等的待遇，什叶派聚集的东部省一直是沙特政府投资与建设最落后的地区。由于这种歧视对待，什叶派一直对沙特家族和政府存在愤懑的情绪。各类游行示威行动常有发生。近期，沙特空袭也门什叶派胡赛武装事预计将进一步激化国内什叶派人士的不满情绪。中国企业近期在沙特投资，尤其是在什叶派人士集中的东部省要格外注意此类宗教派系冲突发生的风险。
第五、地缘政治风险高。纵观沙特四方邻国，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原本政局稳定的大国自2011年以来就持续忍受国内的政治动荡与战乱。而两个较弱小的邻国巴林、也门亦持续着战乱状态，让沙特不得安宁。而伊朗作为唯一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一直以来与沙特处于对抗敌视状态。整体来说，沙特就如同置身于一个满是地雷的危险区域，周边埋藏着无数个可能造成剧烈动荡的不安定因素。
2. 大国博弈
在沙特阿拉伯，很多国家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海外发展利益存在冲突。中国目前首要维护的在沙特海外发展利益，必须防止第三方如美国的干预损害，这就要求寻找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交汇点，为避免第三方美国干预中国与沙特合作提供比较坚实的基础。此外，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印度对沙特石油的争夺，印度是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其原油需求约70%依赖进口，加之距海湾较近，国内的炼油设备也较适于精炼海湾原油。因此，印度的石油资本必将加速进军海湾，对中国与沙特的能源合作构成挑战。
3.恐怖威胁
沙特阿拉伯恐怖主义风险严峻。自2010年开始的中东变局造成中东地区国家国内动荡，政局不稳。这一背景下，许多国家根本上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抑制打击不断壮大的恐怖组织，而如今在伊拉克、叙利亚地区肆虐的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近期，也门内战以及沙特等国对也门的胡赛武装的空袭，亦将进一步给当地的恐怖主义以喘息扩张的机会。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多个恐怖组织都明确表达了对沙特政府的敌视，甚至公开宣称将沙特作为恐怖行动目标。沙特阿拉伯处于恐怖主义和动荡的高风险中。存在两个地域的威胁：来自伊斯兰激进分子，尤其是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总部在也门）。来自王国内部庞大的什叶派群体。后者被视为是伊朗的工具，但不应该忽视什叶派真正的不满，这意味着轻微事件可以迅速造成重大的动荡。石油基础设施、西方人和政府都是半岛的基地组织的目标。伊斯兰联盟包括维吾尔人，来自维吾尔族群体的战士和重要人物造访了沙特阿拉伯（尤其是为了朝觐），这引起了对中国利益潜在的直接威胁。
4. 环境风险
沙特阿拉伯有很多环境危险。沙漠地区日夜温差很大，白天气温很高，要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在外面工作的人尤其要注意，要确保自己的随时能喝到水。道路安全没有保证，沙特驾驶标准很低，道路遥远，直路上很多司机都会超速。这些都证明道路交通会带来很多危险。登革热让人恐慌，登革热是通过感染的蚊子散播的，感染上登革病毒之后，体内会产生一系列疾病，有类似流感的病毒性疾病，严重的甚至会造成致命流血性疾病，而且这种疾病没有免疫措施。
5. 能源风险
能源利益方面，中国在沙特有着重要的能源利益，主要表现为中沙能源合作日益广泛，包括直接油气贸易、上游合作、工程承包和共建炼油厂等。在中国能源发展中，石油需求强势增长，而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的石油外交也变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非常重视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关系，就是因为中东石油对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沙特是世界第一大原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并且需要为其巨大的能源资源寻找新的市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消费量增长最快的石油进口国，也需要海外能源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二. 对策建议
在和平发展的世界局势中，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利益交织，保护本国在海外的能源利益，也是对东道国的能源发展的支持。中国与沙特等中东国家进行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中国充分利用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的重要战略手段。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保护自己在沙特的能源利益，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应对海外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建立健全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与风险补偿体系。第二，推出保护海外华人安全的新战略。第三， 应对出口贸易摩擦。第四，加强战略储备和军事力量准备的支撑。第五，双边制度保护。第六，完善外交保护。第七，启动民间应急体系。
（ 巨威莉执笔）
匈牙利
【报告导读】目前中国与匈牙利的政治交往、经贸合作呈良好发展态势。由于战略位置重要、战略资源丰富，匈牙利在中国的海外利益分布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也逐渐成为我国外交、投资、教育、移民与技术投资的重镇。
总体而言，匈牙利近年经贸发展良好，并表现出加深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意愿；但该国政治倾向明显右翼化，与欧盟及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也遭遇挫折。2016年美国大选后特朗普即将上台，也为匈牙利未来政治格局与外交关系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该国经济发展与政治风险并存的态势，要求我们应当在充分了解匈牙利国情的基础上，大胆合作，小心投资。本文是对匈牙利国家情况、中匈合作、经贸状况、政治风险、大国博弈、周边关系、恐怖威胁的简要梳理，以期为我国在匈牙利海外利益提供有价值的风险评估。
国家概况：地理·社会·历史
匈牙利地处中欧，位居内陆平原。首都为布达佩斯，其他主要城市为米什科尔茨、德布勒森等。该国战略位置重要：位于西欧——巴尔干半岛、乌克兰——地中海的咽喉地带。东邻罗马尼亚，西依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南临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北毗斯洛伐克，领土面积为93028平方公里，境内有多瑙河、提萨河。铝矾土、煤炭、天然气储量丰富，植被覆盖率高。匈牙利环境污染严重，水体、大气污染程度到达欧盟上限。
匈牙利的人口种群较为单一，以匈牙利族为主（85.6%），另有少数罗马族（3.2%）、德国人（1.9%）及其他民族。宗教信仰方面，信奉罗马天主教者居众（37.2%），另有加尔文派信徒（11.6%）、路德派信徒（2.2%）、希腊天主教徒（1.8%）等。人口受教育程度极高，达到9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6年以上。失业率较高，达到总人口20%以上。
匈牙利地区于公元前即为罗马行省。阿提拉建立匈帝国后，中世纪该地区分别经历了马扎尔统治、天主教统治、土耳其统治。17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接管匈牙利，1849年建立匈牙利共和国，1867年与奥地利组成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战后经历了短暂的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王国时期。二战加入轴心国集团，战后成立匈牙利共和国，经历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冷战结束后实行总统制，确立议会共和政体。匈牙利于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4年加入欧盟。
中国与匈牙利现届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外贸关系，保持着频繁的高层互访。中匈两国的政治、贸易合作前景良好，但2016年美国大选或将影响现有格局。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毗邻国家众多，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最早的回应者之一，匈牙利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欧洲的重要支点。并在基础设施、金融合作、技术转移等方面保持着良好合作。中国对匈塞铁路修建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该铁路于2015年动工，将于2017年通车。匈牙利也于2015年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另外，匈牙利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适合中国在物流业、旅游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进一步投资。
中国是匈牙利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中国是匈牙利欧洲外最大的经贸合作者，也是该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两国2016年前半年的贸易额为38亿美元，同比增长6%。中国对匈出口、进口皆以机电产品和机械设备为主。总而言之，双边贸易保持着非常好的增长态势。匈牙利作为中国在中东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可见的未来依然会是中国的重要贸易对象。但匈牙利政府政策的多变性作为不可控因素，需要我们加以警惕与关注。特朗普上台后，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将会面临巨大挑战。考虑到美匈关系的升温，该国的对华政策也充满了变数。
近年来，匈牙利逐渐摆脱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低迷状态，依靠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目前看来，该国的发展机遇与经贸风险并存。
2015年，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为1217.15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60，人均GDP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该国第三产业发达，农业、工业、服务业所占的GDP比重分别为3.6%、31.8%和64.6%。作为经济危机期间的欧洲重灾区之一，匈牙利近年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成为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16年，惠普提升了匈牙利国债的投资级别，认可了该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但这一增长速度于2016年有所下降，目前尚不确定是否为该国经济放缓的风险信号。
匈牙利近年GDP增速
匈牙利人均GDP增速
匈牙利是中东欧吸引外资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进出口贸易额在其GDP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进出口的主要商品均为机电产品，另对石油、天然气和汽车零部件等初级加工品需求较大。2016年1-8月，匈牙利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287.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3.0%。其中，出口671.3亿美元，增长3.9%；进口616.2亿美元，增长2.0%。贸易顺差55.1亿美元，增长30.7%。在该国贸易发展势头良好的背后，蕴藏着其极易受国外市场干预的风险。政府经济政策的多变性，以及依赖外部市场所带来的高敏感性、脆弱性值得我们注意。
匈牙利近年出口增长速度
匈牙利近年进口增长速度
1. 政治风险
冷战时期的匈牙利曾是苏东政治自由化先锋。而近年受到经济危机、右翼政党上台影响，政治集权化明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影响了该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
2015年，“自由之家”将匈牙利的自由评级由“巩固的民主国家”降为“半巩固民主国家”，这一评级在2016年依然保持下降。右翼政治家欧尔班·维克托2010年就任匈牙利总理，并于2014年连任。政党方面，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2010年上台后，形成了巩固的中右翼政治联盟，并在某种程度上操纵选举走向；2014年，该党再次在选举中胜利，并占领了三分之二的议席。2003年成立的右翼政党“更好的匈牙利运动”以其反欧、反犹、反俄主义的政治口号，迅速成为匈牙利第三大党。新闻自由方面，近年来该国在“记者无国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出现了大幅下降。2010年匈牙利出台限制新闻自由法案，在当年引发了广泛质疑，2016年10月左翼政党也发起了对这一新闻限令的千人示威。匈牙利正与欧洲传统的政治价值观渐行渐远。
当前局势加速了匈牙利政治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国内右翼政治势力呈抬头趋势，在民族主义、对外关系、难民政策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年青一代、亲欧派等左翼势力对当前政治过程与政府政策的不满也愈发凸显。近年中匈经贸往来升温，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进入匈牙利，对当地民族品牌造成了一定冲击。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会针对中国，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2. 大国博弈
匈牙利周边无大国，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缘利益和国内压力，在与俄罗斯、欧盟和美国三方的周旋中，处于非常特殊和敏感的地位。
匈牙利是欧盟内部少有的坚定“挺俄派”。克里米亚危机后，匈牙利即明示拒绝加入美欧对俄“新冷战”。俄罗斯也借助能源筹码，与匈签订能源合作协议及附加的教育、医学合作备忘录。对俄罗斯而言，通过匈牙利的“离经叛道”有利于其分化欧盟反对阵营。而匈牙利的务实主义在获得经济利润的同时获得了重要的战略张力，但也为其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匈牙利现届政府与欧盟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与难民政策上。2014年，欧尔班·维克托公开质疑欧盟的价值观，提出“自由民主制没有全球竞争力”，要与“西方民主制决裂”。诸多观点认为，匈牙利政坛开始了威权主义转向，另外，匈牙利提出于2020年加入欧元区，而其目前的市场自由化程度尚未达欧盟标准；其环境污染指标也超过欧盟上限。难民问题上，由于国内反对接纳的压力巨大，匈牙利也是欧盟内部最坚定、激进的反对者之一。2015年，匈牙利政府开始在与塞尔维亚的边界修建175公里的隔离墙，引发欧盟反对声音。2016年，由于不满欧盟推出的强制难民分摊配额，匈牙利政府举行了全民公投，以“高反对、低投票”的结果险获失利。2016年底有关反难民的修宪亦未通过。但诸多尝试体现出匈牙利与欧盟人权与政治价值观的逐渐背离，存在着被欧盟边缘化的风险。
匈牙利与美国的关系走向也值得加以关注。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由于双方在美国对俄立场、中东政策、腐败指控上存在重大分歧，美匈关系一度陷入紧张。但大选过程中，欧尔班·维克托总理是欧盟成员国内第一位明确支持特朗普的领导人，尤其支持后者对安全与移民政策、处理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的看法。在特朗普表达“美国远离中东”的孤立主义辞令之后，欧尔班也在第一时间表示了支持。就此看来，特朗普即将上台之际，匈牙利与美国的关系由原来的负面主流，在未来将会被代之极大的不确定性。
3. 周边关系
匈牙利的周边环境相对稳定友好，主要国际争议集中在与（原）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历史纠纷、族群矛盾上。
匈牙利是世界上境内最和平的国家之一，该国与奥地利历史与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并与包括乌克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周边国家基本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与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在某些问题上具有冲突。近年来，匈国内部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与周边国家摩擦增加。中国在与匈牙利较好的同时，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又何以发挥匈牙利在这一地区的物流与贸易中心的功能，面临着更多挑战。
与（原）捷克斯洛伐克的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问题。大坝建设也是匈牙利与现斯洛伐克的主要矛盾。自1939年的斯洛伐克——匈牙利战争后，两国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关系。1977年，两国缔结条约在多瑙河上修建双重拦河坝系统。1988年，匈方认定这一大坝对本国产生生态破坏，并于1992年正式停止这一工程，引发了对方抗议。2001年双方重启这一项目，但于2006年流产。两国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族群问题上也有一些争议。
匈牙利与罗马尼亚除了特拉西瓦尼亚的历史争端之外，在在后者境内的少数族裔问题上也争议日多。两国自二战以来的外交基本上实现了正常化，先后签订了《睦邻友好条约》和《邻国匈族人地位法》，在罗马尼亚加入欧盟、自由贸易问题上双方也实现了深化合作，并于2002年签署战略伙伴协定。但2010年青年民主者联盟政党上台后，双方在族裔问题上产生了一些龃龉：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的诸多言论对周边关系也产生了消极影响，2016年双方的贸易额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4. 恐怖威胁
匈牙利境内尚未发生过严重的恐怖袭击，但在该国民族主义热潮中，对反恐甚至反难民的抵抗情绪日增。
就近年而言，匈牙利极少发生恐怖袭击。2016年9月曾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次月警方即抓捕四名嫌疑人。匈牙利的反恐措施与难民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欧尔班·维克托上台之后，该国对恐怖主义的预防力度加大。2016年6月，匈牙利国会修改了宪法《基本法》，并写入恐怖危险状态：当国家处于恐怖袭击（或恐袭威胁）状态时，国会可宣布国家进入恐怖危险状态，前提是三分之二议员通过。这一修宪也成为匈牙利对于恐怖主义的新应对措施。这一举措是否是该国国内恐怖主义力量提升的表征，又会否激发恐怖势力在匈境内反弹，尚待进一步观察。
（朱晨歌执笔）
越南
【报告导读】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位于东南亚的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两国既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又因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着诸多矛盾和冲突。21世纪以来，中越两国经贸关系迅速上升，越南也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海西行的第一站，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近年来，中越两国围绕南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发酵，越南国内政治斗争、民族主义情绪和域外大国等因素在此影响下对越南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及中国在越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其风险及根源值得我们警惕与深思。
一、越南国内政治概况
越南全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会是越南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全国唯一的立法机构，任期五年。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选举阮氏金银为国会主席，选举陈大光为国家主席。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选举阮春福为政府总理。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唯一的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2016年1月，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越共十二大）在河内举行，阮富仲成功连任，成为新一届越南中央总书记。
越南是世界上少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之一，1986年越共实行革新开放之后，越南也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多重考验，越南主要面临四大危机：经济发展滞后、和平演变、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贪污腐败。越南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越共十二大重申将一贯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外交路线，并指出外交应更加突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对外关系多样化多边化，主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值得信赖的朋友伙伴和负责任的成员。越共虽然强调牢牢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目标，但近年来，越南对海上边境与利益的诉求日趋强烈，越共十二大更是提出外交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中越两国在南海的争端无疑会极大影响中越两国的经贸往来。
二、越南国内投资环境及中越经贸关系分析
（一）越南国内的发展水平
越南是传统农业国，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贡献不高。进入21世纪后，越南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外资和国内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而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越南经济不断提速，2011-2014年期间，越南GDP分别增长6.24%，5.25%，5.42%和5.98%。进入2015年。得益于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强劲表现，越南经济延续快速增长势头GDP同比增长达6.68%，超过政府6.2%的预期目标，显示目前越南经济具有较强增长动力。
据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越南全球竞争力指数为4.30，排名较上年提升12位，在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56位。这是越南自2012年以来连续三年排名上升。而在《2016-2017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越南全球竞争力指数为4.31，排名为60，与2015年基本持平。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2016年越南贸易促进指数排名较上年前进14位，在全球13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3。这一进步主要来自对边境管理的改进、海关效率的提升和进出口货物报关及通关时间的减少。
（二）越南的投资环境
越南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良好的经济发展预期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促使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赴越南开拓市场。同时，越南政府为实现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也在逐步加快开放市场，减少限制措施，为国内外企业扩大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自2015年7月实施修订后的《投资法》和《企业法》以来，越南加工制造企业经营状况大幅改善，盈利水平显著提升且投资意愿有效增强。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报告统计的全球190个经济体中，越南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第82位，略低于中国的第78位。据越南《人民报》报道，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日，全国获颁投资许可证的新项目共2240个、协议资金超过130亿美元，同比增长96.1%。全国增资项目共1075个，增资总额为近51亿美元，同比增长76.1%。2016年前11个月，全国新批和增资资金总额累计超过180亿美元，同比增长89.5%。
越南国内政局稳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东盟国家老挝、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相比，越南目前是较好的外资投资选择区域，未来越南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越南吸收外资主要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不到中国人均GDP的1/3，仅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相当；二是地理位置优越，海岸线长达3260公里，港口众多，运输便利；三是面向东盟，投资者可利用自贸区优惠政策，将产品销往东盟其他国家；四是对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的巨大潜在需求。越南影响外资进入的不利因素:一是近年来宏观经济不稳定，通胀压力大。二是劳动力素质不高，越南共有约5400万劳动力，但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员仅占18.4%；三是配套工业较落后，生产所需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大部分依赖进口。
（三）中越之间的合作现状
2004年，中越两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合作建设“两廊一圈”。“两廊一圈”是指“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合作范围包括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四省区和越南的老街、谅山、广宁、河内及海防五省市，总面积达到86.9万平方公里，极大地提高了双方区域经济合作。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会见越南时任副总理阮春福时，双方同意将“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战略计划进行对接，继续推动两国在工业产能、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与越南友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两国高层互访增多，两国人员的往来也迅速增加，为中越两国经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04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进入2015年，中越双边贸易额持续平稳地增长。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958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14.6%，中国连续12年成为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也是越南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而2016年越南超越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越两国现阶段都鼓励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而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当前主要是中国企业到越南去投资。据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统计，截至2015年3月20日，中国大陆对越投资有效项目1112个，合同总额近80亿美元，在对越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居第9位。为了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中越两国近年来努力推动边境地区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目前中国对越南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据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统计，截止2016年11月20日前，在68个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中，韩国位列第一，投资额52.9亿美元，占外商对越投资总额的29.2%；其次是新加坡，20.5亿美元，占11.3%；日本排第三，19.5亿美元，占10.8%。2016年上半年中国列对越投资的各国和地区的第15位。与西方主要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中国对越南投资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和建设行业，在配套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设施等越南政府鼓励外资的领域投资不大，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三、中越外交关系及在越投资政治风险分析
（一）中越外交关系现状
越南近年来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对华关系可望总体保持稳定，但受南海争端和外部势力干扰较大。虽然越共公开的政治文件均未正式阐述过大国平衡外交战略，但从其外交实践看，越南政府有侧重地借助某些大国来平衡其他大国，从中最大限度地谋取实利始终是越南外交的重点选项。近年来，特别是南海局势紧张以来，越南尤其重视加强大国平衡外交，现已同美俄中英法及日本印度等大国建立了战略伙伴或全面伙伴关系。预计在南海局势短期难以缓、加快融入国际社会和和平演变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越南将更加重视运筹大国关系。2014年5月，越南曾出动大批船只干扰正在西沙海域作业的中国海油981钻井平台，引发两国海上严重对峙事件，越南多地还爆发了反华打砸抢烧事件，导致中越关系一度跌至1991年正常化以来的低谷。同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以总书记特使身份访华，双边关系开始有所缓解。2015年两党实现总书记互访，标志着中越关系已经恢复正常。2016年越共十二大确定了被认为较为亲华的保守派阮富仲留任越共总书记，而越南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在拉拢美日等大国在南海平衡中国的同时，在抵御和平演变方面也和中国有着共同的诉求。中越两国两党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总体上保持向前的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在南海争端愈演愈烈与域外大国及海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攻势下，中越关系的敏感脆弱面也会凸显。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仍然存在隐患。
（二）在越投资政治风险
1. 海上争端导致经济合作受阻
近年来，中越经济合作受阻、双方外交关系阴晴不定的主要根源就是中越两国围绕南海西沙、南沙群岛的海上领土争端。越南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对越南造成了威胁，并在越共十二大上指出外交应更加突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越南国内也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反华示威，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已成为相关活动的助推器，造成越南社会的不稳定。越南政府面临着艰难的平衡，一面来自反华派施加的压力，另一面则是越南经济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而海上争端所导致的政治问题直接影响了中越两国的经贸合作。以高铁为例，越南曾担忧如果采用中国的高铁技术可能意味着一旦中越关系破裂中国可以利用高铁技术加强向越南边境的军力投送能力，因此即便中国高铁的建造价格更低，但是越南依旧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而不是中国的高铁技术。同样，“两廊一圈”及“一带一路”项目在越南开展所遭遇的问题也直接受到政局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越南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棋子。奥巴马政府一方面通过将越南纳入TPP成员国，加强对越南的投资以降低越南对华经济依存度，另一方面通过解禁军售等方式利用越南在南海方向牵制中国，造成中越之间的对立关系。虽然在未来特朗普执政之后，TPP的未来可能存疑，但美越的持续接近和中越海上争端继续发酵仍然会是一大趋势。
2. 派系之争引起政策走向存疑
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越共党内存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争，现任总理阮晋勇是革新派的领军人物，总书记阮富仲是保守派的总代表。因此，阮富仲在越共十二大上留任总书记阮晋勇宣告退出政治舞台被注解为保守派得势，越南革新可能会刹车。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政府总理阮春福、国会主席阮氏金银也被认为是“知华派”，一定程度上被认为越南本届政府会倾向于与中国维持较好的关系。已卸任的前政府总理阮晋勇则被认为是越南激进改革派。在越共十二大中阮晋勇虽然退出领导岗位，而其长子、现任坚江省委书记阮清谊在本次越共“十二大”上由候补委员递升为中央委员，阮晋勇家族在越南仍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去中国化”在越南国内越来越有市场，越南向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靠拢以抗衡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大的趋势，同时阮富仲及越南保守派领导人则普遍存在年龄较大的问题。在未来的局势发展中，越南对华关系考量仍然会存在较大的变数。
3. 民族主义驱使反华运动抬头
1991年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中越两国在政治、经济和领土纠纷上紧密合作，各方面发展都取得骄人成果，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头十年越南国内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排华和反华事件。进入21世纪，中越两国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出现多次不和谐纠纷，南海问题成为新时期越南排华事件频发的直接导火索。2011年至今，越南全国持续发生数十次反华游行示威事件。2012年6月，越南国会高票通过《海洋法》，将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包含在越南所谓的‘主权’和‘管辖’范围之内。对此，越南政府对中国西沙正常的主权管辖活动进行抗议，动员社会各阶层开展游行示威活动，此后连续两周内，在中国驻越南使馆外出现了越南民众的反华游行，而越南当局也同样对这些游行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越南国内同样存在较大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基础设施落后等等，这些不稳定因素也是越南排华事件的诱因之一，而在越南这样军警管控较为严格、秩序较为稳定的社会，越南政府在此类反华运动之初，往往采取纵容的态度，表现出越南政府希望借民众反华游行示威来转移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压力的考虑。这些抗议和骚乱一旦超出越南政府的控制范围，就会不利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每一次的排华游行示威和骚乱爆发后，越南当局都是先纵容后采取管制措施，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民众视线又不破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但正是由于越南政府的这种态度才使得越南排华反华事件发生的规模一次比一次严重。越南此起彼伏的反华运动与伴随的暴力事件成为中国商人在越投资的重要安全威胁。
4. 域外大国挑起和平演变趋势
越南政府为了顺应全球化浪潮，大力推行融入国际战略，在享受全球化区域化带来的各种利好的同时，也使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外贸，形成了两头在外，易受世界和地区经济冲击的不利格局，社会多元分化现象加剧。同时虽然越美关系空前改善，但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未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战略图谋，不断以民主人权、民族权利、宗教自由等为借口频繁干涉越南内政，旨在引导越南革新朝着西方希望的方向推进，致使越南面临的改旗易帜和脱轨变天压力空前增大。域外大国实施内外联动式的干扰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扬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优越，鼓吹在越南实施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诱发内部自我演变、自我转化，进而策动颜色革命，引导越南脱轨变向。二是渲染越共腐败及国内社会问题，严重削弱了越共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和信心，甚至对越共内部人事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造成干扰。三是炒作南海争端，攻击越共软弱卖国，煽动摆脱中国，倚美制华，加剧中越海上争端的复杂性，压缩越共外交回旋空间，干扰对外政策制定。通过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等高层领导人近年来反复强调要警惕和遏制自我演变、自我转化势头，以及越南人民军队报在十二大召开期间接二连三地发表抵御和平演变的文章，不难看出越共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越南如果发生和平演变，伴之极端民族主义，无疑会对中国在越经贸投资造成巨大影响。
（陈泰可执笔）
印度尼西亚
【报告导读】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近年来贸易发展迅速，印尼方面也始终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随着中国在印投资项目和人员往来的增长，印尼国内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也愈发明显。总体来看，印尼经济发展尚处于较好水平，但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印尼政府近年来对于包括交通、电信和医疗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给予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难逢的契机；但是，也要考虑到其政府行政能力低下、严重的腐败、频繁的决策变动以及在社会中复杂的环境和排华的历史与国民情绪，这些都可能是导致中国海外利益受损的潜在因素，是应当注意到的风险。
一、中国在印尼利益现状
1 、近期中印经贸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印经贸往来愈发频繁，在数量、种类和交流机制的建立上都有较大增长，双方贸易额长期处于较高水平。 双方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海运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并就农业、林业、渔业、矿业、交通、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自1990年起，两国成立了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联委会，此后，两国经贸交流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大。2001年底，双方将农业、能源和资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确定为经贸合作重点领域。2002年3月成立两国能源论坛，9月召开首次会议。2006年10月，双方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会议。2008年12月，能源论坛第三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2007年9月，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九次经贸技术联委会。2008年3月，中国银行泗水分行复行。2009年，中方支持建设的印尼泗马大桥举行通车仪式。各类贸易往来涉及能源、矿产、交通、通讯、机械、金融、农业、渔业等诸多领域，大型投资项目不断涌现。2015年，双方就协商已久的雅加达—万隆高铁建设计划合作文件进行了签署。
不仅在种类上，双边贸易在数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根据印尼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1—11月，中印尼非油气产品贸易额407.8亿美元，同比增长5.9%；其中印尼出口中国132.3亿美元，同比增长10.0%，占印尼对外出口总额的11.1%，列印尼出口目的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印尼自中国进口275.5亿美元，同比增长4.1%，占印尼进口总额的26.0%，在印尼进口来源地中居首。
就投资而言，据印尼投资委统计，今年1—9月份中国大陆的企业对印尼直接投资达15.9亿美元，仅次于新加坡和日本，从第十大外资来源国跃升为第三大外资来源国。如果算上中国企业通过在香港或新加坡设立的公司进行的投资，中国大陆很可能是印尼第一大外资来源国。
工程承包方面，印尼一直是中国企业十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之一，是东南亚最大的承包工程市场。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公参王立平2016年12月份的中印产业接洽会上说：今年一到九月份，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工程承包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达52.4亿美元和25.5亿美元。在具体领域上，印尼投资委监督部门副主席A.Lubis在2016年11月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投资主要指向矿产冶炼厂，比如说镍和铝矾土，以及水泥、汽车和钢铁行业。在今年前九个月内，中国投向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涵盖了1205个工程。
2 、印尼发展水平与国内投资环境
就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据IMF和印尼国家统计局数据，印尼2015年GDP为9370亿美元，同比增长4.8%，虽然增长率较高，但增幅下降明显，IMF预测，2016年印尼GDP实质增长率可轻微上升至4.9%。不过在2016年12月15日的采访中，印尼财政部长班邦·布罗约尼格罗就2015年印尼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分析，表示印尼经济发展不容乐观，贸易难以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明年工作重点将围绕国内消费和吸引更多投资。班邦称，明年印尼将面临比今年更加严峻的调整，虽然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将扩大对印尼的贸易需求，但中国、欧洲、日本等印尼主要贸易伙伴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将严重影响印尼出口。
印尼一直重视对外贸易的交往，并就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并通过法律形式稳定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表的《2015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印尼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达290亿美元，居东盟10国首位，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第四位。而从投资项目上看，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运输仓储、通信、金属机电、机动车及其他运输工具、化学、制药及贸易等领域。
国内政策和法律上，在2007年3月，印度尼西亚众议院通过“新投资法”。“新投资法”对外资的政策更加优惠，其中包括外资和内资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保护投资者免受国有化和政府征用；投资者拥有以外币形式汇回企业收益的权力；外国投资者若与印度尼西亚政府产生纠纷，可诉诸国际法庭仲裁；可以享有特定类型投资的税收优惠；对投资项目所用土地享有更强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外资可以进入的行业。同时，印度尼西亚还是《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和《联合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签字国，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投资纠纷的解决和仲裁结果的执行。
2009年1月，总统苏西洛将廖内群岛上的巴淡（Batam）、民丹（Bintan）和卡里蒙（Karimun）设立为自由贸易区。在这些地区设立的公司和企业不再需要缴纳增值税、进口关税和奢侈品税，以便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此外，近期RECP的谈判也可能改善印尼投资环境，并给予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经贸活动以更大的自由和互惠。
二、中国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的政治风险
1、 印尼国内政治生态较差，腐败问题比较严重
作为后发的民主国家，印尼碰到了许多国家在竞争性选举中都会遇到的腐败问题，由于其岛国的特殊性，在历史发展中印尼出现了许多家族政治，比如苏加诺和苏哈托等政客都有大批裙带的家族势力支持，这导致了印尼社会贫富不均和腐败问题严重的局面。而国内政党与家族政治也息息相关，比如专业集团党就曾通过政治交易获得了在林业、电力和银行部门的“特许权”。在2005年的政治经济风险评估机构(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调查数据中，印尼是亚洲腐败严重最高的国家（得分9.25分，满分10分，分数越高腐败程度越高），而据国际透明组织在2011年的调查结果，印尼在世界183个国家中属于第100位最贪污国家，贪腐印象指数属于“非常恶劣”。
腐败的官僚系统必然影响到经贸投资的结果，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应当注意到当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印尼的既得利益家族把控着各大产业和政治走向，不平等待遇和行政环节的腐败都会成为中国在印尼投资的巨大障碍。
2、 决策层行为的变动和反复
法律和政策是吸引国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其稳定性直接影响了投资方的投资意愿。虽然近年来印尼政府一直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双边发展的投资环境，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法律和政策往往受到社会经济情况突变的影响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印尼国内经济受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出现了频繁的变动，从而导致盾币汇率极其不稳定；另一方面，考虑到之前印尼政府在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上的反复行为和曝光的政治丑闻所导致的政策变动，以及在项目工程实施中所碰到的包括征地困难、人员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成为海外利益受损的风险。因此，对于其政府的一些法规和行政条例的反悔可能性与其决策层在政治审慎上的缺乏是值得关注的，海外利益和投资应当与当地政府反复磋商与核实。
3、 社会稳定环境与军警控制能力
今年以来，印尼国内多次发生因宗教问题的大规模群众游行事件，事件波及范围广、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久，已经对印尼国内生产生活和其他各方面产生了持续负面影响，不仅导致其总统佐科访澳的推迟，还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
1998年的排华事件中，印尼警方被指责在华人遭袭中袖手旁观，甚至还出现了军警故意挑拨骚动、参与暴力行径的报道。该事件之后，印尼军警对于骚乱的控制能力大幅加强，一方面印尼警方加大了自身队伍的建设，政府也竭力改善这问题，其后发生的数次针对华人的暴力袭击预谋都被警方的迅速行动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地华人社区自发团结和互相帮助。
随着恐怖组织的扩散和族群暴力活动的争夺，印尼警方近年来增强了其应急反应能力。借鉴其他国家优秀经验，目前印尼警方已经基本建 立了覆盖全国的警察电话、无线通话、信息指挥系统、无线集群系统、文件传输等信息通讯网络，对社会稳定的控制能力显著提高。
4 、分离运动与宗教冲突
印尼由多个岛屿组成，各个地区民情差异巨大、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不均衡，这些自然条件导致了印尼国内存在许多分离运动和分裂组织，这些组织往往导致社会动荡和地区不稳定。其中，除了业已独立的东帝汶之外，亚齐地区和巴布亚地区是目前最不稳定的两个区域，前者包括“***齐运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分裂主义浪潮，造成了万余人丧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2005年，该组织与中央政府达成和解协议，但近期在亚齐地区出现了结合了宗教因素的动乱活动，从历史长期发展来看，这一地区的安全状况并不乐观；在巴布亚地区，存在有“巴布亚解放运动”和“自由巴布亚运动”等分裂组织，而在巴布亚地区，据弗里波特公司（Freeport）探测，有黄金的储量约为4000万盎司，银的储量为2000万盎司，铜的储量为250亿磅，是世界第一大金矿、第三大铜矿，自然矿产丰富，分裂运动给这一地区的经济生产活动带来了安全上的威胁。
印尼的分裂运动历史由来已久，原因极为复杂，即包括经济失衡和政策偏向的因素，也有民族和宗教等原因，在进行海外利益评估时应当注意分裂运动带来的直接损失和政治后果。
此外，印尼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穆斯林群体，虽然绝大多数印尼穆斯林属于温和派别，但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印尼本土也产生了激进的极端伊斯兰团体，比如伊斯兰守卫者阵线（FPI）和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后者在2002年和2005年发动了峇里岛和巴厘岛两次爆炸袭击，并试图将教义融合进世俗政治和生活中，这期间甚至爆发了恐怖袭击事件，据位于雅加达的冲突分析政策学院发布的报告指出，仅2010年—2013年之间印尼就遭受了375次恐怖袭击，其中不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干预。2015年和2016年，在雅加达附近就发生多起恐怖组织主导的爆炸案，造成多人伤亡，加之印尼政府接连挫败的几起恐怖袭击预谋，其境内恐怖组织是渗透和扩张是值得警惕的。
2016年年中，印尼国家反恐局局长迪多发表言论认为：印尼目前正面临第二轮恐怖主义威胁，雅加达、泗水恐怖主义团伙均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系。
5 、意识形态与排华历史
印尼不设国教，但要求国民必须有宗教信仰，否则则会被认为是信仰共产主义，而共产党在印尼是非法的。而最近，据印尼本地媒体雅加达环球报2016年5月12日报道，印尼政府重申共产主义禁令，告诫民众切勿参与传播共产主义，否则将最高面临12年有期徒刑。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可能成为海外利益风险中的隐藏要素，不能忽视其中意识形态潜在的催化作用。
另外，由于历史因素，印尼政府在独立后长期实行较为封闭的民族政策，苏哈托政府时期颁布了数十个排华反华的法令法规，剥夺了华人应有的政治文化权利，导致华人群体和当地原住民之间产生了隔阂，这种隔阂对于国民心理和情感的塑造会产生副作用，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张可能会成为加深这一负面情感。印尼国内族裔宗教混杂，华人因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而往往受到敌视和排挤，历史上的排华、反华事件给当地华人和两国关系都造成了巨大伤害。在经济困难时期，印尼华人和华人企业常常成为社会报复的主要对象和社会不公的替罪羊，随着全球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印尼内部的群众运动也愈发频繁，当地华人和在印华企的可能面临的潜在的暴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6 、国际关系博弈风险
前一段时间，中日两国在印尼高铁项目的争夺引起了多方注意，虽然中国最终获得了这一项目，但付出的成本已经远远高出了最初的设想。作为“中等强国”的印尼政府常常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加以博弈，并最终获得超过其自身实力应得的政治资本。
这种博弈一方面产生于内部政治集团利益的斗争，它常常伴随着对某国的亲善和偏好，比如中日在雅加达—万隆高铁之争中，印尼政府出现“亲中”和“亲日”倾向大大影响了两国在这一项目上的投入，对于这种现象，要谨防政府更迭可能带来的违约和反悔现象；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比如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这一战略提高了印尼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从而间接制约了中国对其的政治影响，加之印尼在南海局势中特殊的中立态度，将很可能成为各国拉拢的主要对象，例如佐科在2016年12月访问印度，并就南海局势发表联合宣言、12月21日，日印之间举行海样论坛，其中日本将为印尼提供多种战略支持，以期联合对抗中国。所以，印尼基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政治判断会成为影响中国海外利益的要素。
此外，中国在印尼的海外利益投资一方面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担忧，从而进一步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导致周边局势进一步紧张，催化域外国家对中国利益扩张的压制；另一方面，中印之间在南海存在那吐纳群岛(Natuna Islands)的潜在争端，并且出现了扣押中方渔船的事件。印尼虽然在南海问题上长期较为中立和克制的立场，但是并不排除其利用自身地位换取中国让步的可能性，近日佐科对印度的访问就显示了这一倾向，因此，印尼在南海局势中立场的转变也是影响中国在其海外利益安全的要素。
因此，对于印尼政府在第三国干预和国际环境变动中的选择和“站队”应当多加关注。
（潘光逸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