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桂香十月，才俊聚金陵。
何谓国家？如何实现国家的良治？
2016年10月29日，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江苏省发改委、江苏省政府金融办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在南京东郊国宾馆拉开帷幕，本次论坛以“共创亚太新未来”为主题。
其中，“比较国家治理”分论坛按照“国家治理的理论视野”、“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国家治理与认同建构”、“国家治理与民主实践”四个主题展开，来自北大、清华、南大、人大、交大、复旦、吉大、华政、中山、重大、华师大、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内地多所高校的政治学专家参与热烈讨论，分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敬请阅读分享。
Panel1 ：国家治理的理论视野
本场报告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肖唐镖教授主持，中山大学郭忠华教授作为评论人。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景跃进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中国道路”，通过中国政治研究中“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与西方主流理论之间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差距”与“如何理解现代化过程中一国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切入点，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逻辑脉络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三种逻辑可能（即转型说、特色转型说、完善说），辨析“中国特色”的两种形态及其对既有政体理论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作为对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一种抗衡，‘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成为标志性的符号”，最后他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变迁谈到体制演化的多元方向，针对在不同意识形态与知识语境的研究取向下实现理性的沟通与对话作出了理论思考。
复旦大学的陈周旺教授以“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他首先指出对国家作用的理解差异导致了概念边界的混淆，从“国家”起源与现代性的角度阐释了经典的国家理论将国家定义为暴力机器，现代国家只是这种暴力的进一步组织化，伴随着国家功能与角色的转换，从治理中“找回国家”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与国家在治理中的功能正是“找回国家”的核心问题，现代国家本身也面临着治理的转型，使国家日益成为治理的主体，他以“国家建设”与国家的治理功能（即开发、合法化与整合功能）相关内容作出总结。
华东政法的高奇琦教授开篇强调了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西方国家治理在实践和知识上存在增长动力不足、极化政治兴起、开放时代终结等困境，西方治理模式在非西方的传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要建设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与新结构政治学。面对纷繁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仍积累了以下重要经验，他认为我们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建立起分析框架，以结构、动力与过程为要素建立起新结构政治学。他在总结中详细阐释了国家治理的需求存在基础、价值和可持续三个层次，并呼吁完善建立以平衡和调和为要义的新结构政治学。
南京师范大学的陈辉教授以大部制体制机制改革为例析理出技术化行政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技术化行政正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运用概念、推理和量化分析对组织进行有效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回溯技术化行政范式变迁的基本轨迹，深入解读了整体性治理有效优化大部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化策略，在组织发展与创新的角度上创新地提出了行政模型的二维分析理路，这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具启发意义。
南京大学李里峰教授以勒庞的群众话语作为引入，强调使用概念史考查的方法探究“群众”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演变，通过对“群众”概念的历史渊源、演变及其政治功能与内在张力作出辨析，以此中国政治的集体行动、革命、社会运动等领域研究有所裨益。他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与系统的概念溯源展示出“群众”概念变迁的历史图景，在回顾“五四”前后群众论述的基础上，以民国时期勒庞著作之中译与国人编撰的群众心理学著作这两个角度管窥“群众”概念的变迁轨迹，并强调指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知识界群众论述的转折点。他把握住中共话语中的群众运动的特点，对群众路线的内涵与功能做出了详细的阐释，区分了“群众”“人民”“基本群众”等概念，他形象的把这一过程比喻为“五四”背景下西方群众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并饶有兴致的向大家介绍了我校学衡研究院在概念史研究工作方面的进展。李里峰教授利用概念史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进路激起了与会教授专家的共鸣，会议就概念史研究方法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
中山大学的郭忠华教授综述五位发言人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如何研究中国问题，利用什么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定位与认识国家的功能是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
Panel2: 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本场报告由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主持，吉林大学殷冬水教授作为评论人。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何增科教授，他认为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廉能政治（即建设一个廉而有为、廉而有能的政权），这也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他指出廉能政治概念比廉洁政治的范围更宽广，首先就可以从政治主体、政治过程和政治产品来综合理解廉洁政治的概念意涵，并按照概念的边界设定了概念标准。他强调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这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而通过制度化反腐可以搭建“廉洁政治”向“廉能政治”的转型桥梁，在简政放权、解决公共部门内部制度冗余与“过于管制”的基础上，最终需要通过“法制反腐”的方式实现制度化反腐层面的成功。
重庆大学的李振教授以中国领导人的“现场主义”机制为题，借助对领导人年谱与行程资料的整合解析这一独特机制。他强调领导人的注意力在政策执行中起着重要作用，针对“现场主义”行动模式的跨时段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不同特点。他认为“现场主义”行动有推动政策执行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宣传和解释政策的内容和目标、居中协调政策执行中的分歧与矛盾、监督评估政策执行绩效的过程中。
天津师范大学的佟德志教授通过观察不同时期领导人关注度特点，幽默地揭示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形成了复合体系，发挥了合力效应，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复合体系展开的，三者之间环环相扣紧密联系，构成了政治体制改的内在逻辑联系，而国家治理“四个全面”的复合体系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也有着合力优势。他认为复合发展的国家治理机制有利于发挥合力效应，这也对整合要素、协调整体、抓住核心提出了要求。
上海师范大学的李路曲教授对比中国与新加坡在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差异，反思中国在国家治理经验总结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新加坡作为一个花园国家，与中国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其治理体系有着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这种渐进式转型与改革经验深深影响了中国，他具体谈到两国都是以强国家的形式，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新加坡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责任型政府、市场化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改革发展经验更加深入成熟，其特点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国家与社会平衡的方向发展，这一转型思路对中国来说极具借鉴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的许开轶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注意特征，主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方式一方面构建的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元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另一方面其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中国打破亨廷顿“发展魔咒”实现高速发展，他认为解释这一现象的唯一路径就是中国特色的权威治理，但这在维护转型期中国政治稳定中仍存在不足，中国需要寻求治理体系的创新变革实现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管制性稳定向治理性稳定的转变。
吉林大学的殷冬水教授对五位发言人的精彩表现作出了点评，他认为廉能政治的提出有效扩展了廉洁政治概念，在制度化反腐的基础上强化了理论支撑；他对李振教授在领导人年谱及人民日报材料来源的时间划分上提出了意见，并就“现场主义”机制推进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交换了思路；他认为国家治理实践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把握国情的基础上积累经验使用经验是非常关键的，中国治理体系的形成有着其内在逻辑，构建系统性框架成为重要课题。与会专家教授针对发言内容提出宝贵的意见，交流分享研究过程中的经验，会议讨论进入高潮。
Panel3: 国家治理与认同建构
本场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李路曲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陈周旺教授作为评论人。
吉林大学殷冬水教授首先提出“现代国家如何动用手中的资源，减少不同族群的离心力量，构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一问题，多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都在探索有效的语言政策和不断推动语言的变革，掀起规模宏大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来巩固、发展和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他指出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语言改革总体上按照一体化、大众化、国际化三个基本方向开展，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协调族群关系和语言改革的主要呈现出强制同化、熔炉模式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他在总结中提到，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仍面临语言的一元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冲突、语言的大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平衡以及语言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
南京大学王海洲老师首先指出“民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准确定位国家象征在中国政治民主化中的角色是第一要义，三种类型的国家象征可以从政治价值意义上提供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传统型国家象征汲取革命话语的权威能量，超凡魅力型国家象征增强民意的聚合水平，法理型国家象征提高法制的规范化程度。他认为国家象征至于民主治理也存在消极作用，前两类国家象征也可能对民主治理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传统型国家象征诱导出极端民族主义，动摇民主治理的国家主权基础；超凡魅力型国家形象刺激看民粹主义的增生，削弱公民群体这一民主治理的行动主体的政治理性。他最后强调，国家象征承负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粹和多民族国家认同的要义，是治理模式改革所应考量的重要因素。
中山大学的郭忠华教授介绍了学术界当下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成果，但也同时指出目前仍缺乏缺乏基于“市民化”政策观察农民工身份变化的相关研究。他首先考查了“公民身份”概念的具体意涵，根据其2014年5-6月在东莞的调查资料展现了农民工在教育、住房与职业培训需求，与之相对的城市政府也作出了回应，他强调农民工公民身份发展中遭遇阻力，主要来源于财政等公共资源限制、上级政府压力导致的偏离、农民工参与的缺失。他以城市公民“差序”格局与“错位”发展轨迹两个主要问题作出讨论，最后指出公民身份的形成是政府与农民工互动的结果，总体来看是一个反复调适的过程。
南京大学副教授赖静萍认为，英模塑造与宣传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向社会公众传递主流价值理念、增进政治认同、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未能有效观察当下中国英模塑造与宣传的实际效果，她借助对江苏6高校新生的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了青年学生对于英模的认知、情感、评价、内化情况及其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她发现英模在大学生中的知晓度较高，正面情感认同明显，有相当一部分英模被大学生认可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对英模人物的认知、情感和认可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增进了他们对于中国道路的认同。她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青年大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图谱，并总结为认同情感内化并影响了他们实际政治行为。
南京大学副教授苗红娜首先以认同的“建构主义”与教科书政治社会化理论出发，介绍了台湾“解严”后教科书的内容大幅转变的历史情景。她采用诠释性文本方法，发现台湾在“解严”到政党轮替期，当局借由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通过台湾本土文化、台湾历史记忆和台湾政治制度强化台湾民众的“台湾意识”，而教科书中有关大陆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对台态度、对大陆政治制度的不全面介绍以及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弱化成为加强“台湾意识”的重要推力，她在总结中强调这种“价值观再造”过程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对教科书的文本分析可以管窥台湾意识的可能内涵，对于理解台湾民众的“民族情感”有所启发。
复旦大学陈周旺教授就本场报告作了精彩点评，他认为国家认同建构中语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需要注意语言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关系；谈及国家象征主题，他深有感触地说道，讲好一个故事是不容易的，在民主治理到国家象征负载着社会主义的民主取向；农民工诉求转型同步反映出公民身份的地位变迁，就不同城市现行的入户积分制执行效果做出了讨论；英模塑造的过程既是政府有意为之又反过来影响了大学生的政治实践与情感认知，通过文本的“再改造”选择性传递信息同样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同样影响巨大，最后他还就文本分析法的具体操作手段提出了见解。
Panel4 ：国家治理与民主实践
本场报告由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主持，天津师范大学佟德志教授作为评论人。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纵观中国人的国际观变迁轨迹，揭示出“中国对外态度的背后实际反映着民众的国际观”的本质特征。在梳理国际观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他发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具体的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或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态度，在概念上设定了特殊的情景，而这一研究更强调一般化的态度和价值，立足于本国测量受访者对于外部世界的开放与接纳程度（包括对生活开放、经济开放和对移民的接纳程度）。在详细阐释国际观的测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他依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在2011与2015年的两波全国性调查数据，发现我国民众的国际观偏向保守，国家优越感、政治权威观、传统主义价值观以及年龄、教育等因素都会对国际观产生影响，部分因素同时对国际观内部的三个维度同时产生了影响，而部分因素对国际观内部各维度的影响方向却相反，基于此，他指出中国民众的国际观总体偏向保守，影响中国民众国际观的因素展现出多维取向。
上海交通大学陈尧教授认为，“民主回落”现象相关概念的混乱不利于认识框架的厘清，进而阻碍了现实中的民主巩固和稳定。他通过依次分析“民主崩溃”、“民主腐蚀”、“民主回潮”和“民主衰退”这四个基本概念，并梳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构建民主回落的概念体系，从而提供各种民主回落现象概念化的路径。他强调民主回落概念体系的形成有利于为民主回落现象下新概念的过度“创新”与民主回落现象的“多重指称”等问题作出基础性的解释，而民主回落概念体系的最终形成意味着民主回落诸多理念得到有效梳理。
华中师范大学徐增阳教授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两分”“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传统与现代的比较”的逻辑展开讨论，他以自治与国家能力、自治权的来源、性质与保障、自治与国家监督、自治与民主的关系的视角对比中西方自治传统的缘起与发展。他认为现代自治不再是国家能力不足的表现，而主要体现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国家的分权与约束，有着很强的民主色彩。在国家与自治体关系上，自治体的自治权是由宪法或法律赋予的权力，是从属于国家主权的，而且有着宪法、法律和条约等多层次的保障。同时，自治团体的产生须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而且其行为须受国家的监督。他认为，要充分理解上述种种差异，还是要回到自治作为“国家政治的相对物”的特质上来，在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背景下来加以把握。
中山大学何俊志教授以“作为一个话题的官员代表”引入，就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与结构提出了疑问，在详细介绍了测量标准与结构的基础上，他发现代表团越大，官员代表比例越低，不同层级的官员代表占比不同，处级以下官员往往都具有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劳动模范的特质，按照职业划分，官员在总量上最多，总体分布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针对这一现象，他尝试作出了相关推论，创新地提出了政体支持型代表观的概念，他认为代表的挑选标准是政体运作的整体需求，所有代表均可根据其政治职务和个人特质划分为当然代表、奖酬型代表和象征型代表，并最后强调不同于传统的“强制委托论”与“良心代表论”的是，中国人大制度对人大代表的评价标准是“政体支持程度”。
南京大学副教授祁玲玲依托制度主义分析模式，在提炼利普哈特“多数/民主理论”框架核心变量的基础上，依托对1974年以来所有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的制度设计的诸多变量展开的实证性研究，尝试给“在非西方民主国家的环境中，权力分享的共识民主制度设计是否同样能带来‘更宽容更温和’的民主’”这一问题提供解答，在系统梳理利普哈特早期协和民主理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制度设计与民主发展的理论演绎。在建构跨国数据与国家-选举周期数据的基础上，她发现除去议会制中内阁变迁频率这一指标与预设的系数方向相左，其他所有的指标都印证了权力分享有利于民主发展的理论假设，权力集中的设计与民主体系某些环节的运作息息相关，但至少对于全体新兴民主国家样本自转型以来的整体趋势分析而言，权力分享的制度机制在这一阶段的民主发展中更为重要。
天津师范大学佟德志教授就五位发言人的具体讲演作出了精彩的点评，通过研究中国人的国际观的转变可以观测出价值与情感的变迁，这一发现为以后的国际观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示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带来的民主回落概念混淆不清的局面严重的影响了民主理论体系的发展，通过建构具体的民主回落概念体系有利于厘清边界，为细化深化研究民主变革提供基础；自治向来就不是现代的产物，从托克维尔的生动描述到民主自治的政治实践，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更彰显出我们探究自治传统的意义；他还就测量标准与结构、三种类型代表的划分标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佟教授梳理了从达尔到利普哈特民主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权力分享有利于政治稳定、民主发展的理论思考。
针对何俊志教授政体支持型代表模式的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景跃进教授建议将这一研究按照时段梳理，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代表结构系统分析各时间节点转型原因。
讨论结束后，李里峰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谢词，感谢各位专家学者赴会参与讨论并合影留念，比较国家治理分论坛至此取得圆满成功！
（袁航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