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下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期学术工作坊在圣达楼450召开，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王晓阳做了题为“反向研究：上海为什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兼谈‘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大国城市竞争”的主题演讲，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陈刚副教授对演讲进行了评论，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毛维准副教授主持了会议。众多学生参加了学术工作坊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王晓阳依次从“金融中心概念的发展”、“全球城市概念的发展”和“一带一路与大国崛起”三个话题进行了论述。
首先，对于“金融中心”的概念，王晓阳认为对于金融中心这一概念应当先对其进行澄清，即金融中心不是高楼大厦、金融中心不等于金融产业、金融中心也不等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这三个观点是对金融中心认知中常见的误区。同时，他区分了20世纪以来金融中心发展的两个阶段——工业化时代的金融中心和后工业时代的金融中心，在后工业时代，金融中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变化，内涵的扩大在于从金融业扩展到了金融服务业，而且不同于金德尔伯格强调的产业规模，现代金融中心更重视其信息特征，它不仅是信息解读和扩散的场所，并且还伴有配套的相关产业，即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集群。而外延的伸展则体现为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外部性的不断延伸，演变为了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新的资本扩张的中介”。因此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是从伦敦开始的，从那时起，金融不再是实体经济的支撑，而将自身塑造为了信息和金融的枢纽。
阐述了金融中心的演变之后，王晓阳将现代金融中心定义为是在各级金融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的城市，同时还与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其他金融中心紧密联系；这些城市往往是高度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场所，同时能够在本地实现自由兑换以支撑大规模跨境金融流动，也容纳着金融信息搜集和扩散的功能并且能够吸引跨国金融人才、创造金融人才，由于历史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往往是英语区并采用英美法系的城市。鉴于此，王晓阳指出金融中心实质上是资本和权力在全球金融网络上空间分配的产物。
所以，王晓阳认为上海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在于其自身条件所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较高的资本市场化程度和以英美法系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而城市本身也需要拥有大量英语金融人才，更重要的是金融中心还应当是全球资本枢纽，本币可以自由兑换，而这些条件上海是难以具备的。
其次，王晓阳针对“全球城市”这一主题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全球城市并非一个地理学而是社会学概念。全球城市的概念产生于1970年前后，其时代背景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跨国公司促进了少数几个主要城市演变为世界城市，在学术史上，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其后萨森（Saskia Sassen）沿用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其主要创新在于将全球城市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生产场所；而哈维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认为这些城市通过资本的空间修复延缓了资本主义衰弱的速度。对于这些观点的分歧，王晓阳认为实际上西方学界对“全球城市”这一术语在长期的发展和沿革中产生了多种看法，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这一概念甚至带有负面的意味。综上所述，全球城市应当是可以为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提供跨国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服务、促进全球城市之间的跨国交易网络和作为知识和信息搜集和溢出的场所，而这些也是上海受制于客观条件难以实现的，所以上海不可能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城市。
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的门户城市，不仅依托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在区域内部明显制度优势的城市，它们是空间和制度发生冲突的特定地点，因此能够成为该地区世界的门户城市；通过对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的定义，王晓阳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不仅仅是局限于城市的地理和经济概念，还应当是制度化的空间和意识形态上的共识。
最后，谈及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大国城市竞争时，王晓阳从逆全球化浪潮说起，他认为上海或许能趁着英美衰弱的时机迅速崛起，而且借着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将自身打造为输出中国成功经验的模板，构建一个连接亚欧大陆和东南亚沿海国家的互利合作平台。
演讲结束后，陈刚副教授对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价，他认为对今天的全球化、地缘政治和世界金融研究而言，反向研究的视角非常重要；同时，王晓阳的演讲更正了许多人对于全球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概念上的误区，也让我们意识到了文化、制度乃至意识形态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其后，王晓阳与在场师生就制度、外部性和城市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最后在毛维准副教授的主持中结束。
（撰稿：潘光逸 摄影：朱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