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第二期学术工作坊”于南京大学圣达楼召开。本期工作坊以“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为主题，分为四个单元，分别是：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非日常政治仪式、南京：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和民族：一个竞争性概念的跨学科对话。来自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和美国西肯塔基州立大学的十六名专家学者围绕着本次学术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众多校内外师生参与其中。
活动开始，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孙江教授以“可超越的与不可超越的：记忆的历史与记忆的伦理”为题进行主旨演讲作为开场白。他指出， 12月13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时间，这一天通过各种视角被展现出来：蒋介石、日本军队将领、南京城里的人和日本士兵都有各自的记忆。12月13日是一个被埋葬的日子，因为战争，本对此最有发言权的南京大屠杀加害者和受害者们的声音却都缺位。我们对12月13日的认识是在后来建构起来的，这就是记忆。在我们的建构中，南京大屠杀逐渐被归纳为：惨绝人寰、欲盖弥彰、铁证如山、勿忘历史、人类和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新东西，也犯了很多错误。孙老师还告诉我们，记忆和忆记很不相同，“忆记”(recollection)是个动词，“记忆”（memory）是个名词，这两个词的区别极大，亚里士多德说过：“记忆保存过去，回忆唤起过去。”黑格尔说：200年前的祷告是看报纸，而我们现在的祷告是刷微信。记忆包含两个话题：记忆的历史和记忆的能力。此外孙教授还分享了《记忆的伦理》和《罪责》两本书，并指出《记忆的伦理》说明了忆记的意义和记忆的主题；《罪责》则囊括了刑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形而上学责任。
第一单元
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
本单元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主持，三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精彩发言。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蕴茜教授以“孙中山符号与民族认同”为主题着重介绍了自己的新书。陈教授指出孙中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人物，而是一个被泛化成了的民族符号。本书偏重孙中山符号在现当代的意义，主要研究孙中山符号的历史价值和在民族认同中的作用。陈老师说，孙中山是一个超越了党派之争的政治符号，1949年以后共产党、八大党派、港澳台和海外对孙中山符号都有自己的观点。在华侨中孙中山符号的价值也得到认可，在中华民族认同中的价值同样重大。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前，孙中山符号更多是政治象征，而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后，这一符号跟文化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在海外，孙中山符号经常和孔子同时出现。陈教授认为目前的书稿中包含了很多的资料、报纸等文献，但对一些资料理解的深度不够、故事性不够。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海洲副教授以近代中国地图的变化为线索，以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现代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嬗变为题进行了介绍。王老师认为早期中国地图只有形状没有形象，直到1908年，中国的地图才开始形象化。地图是一个现代形象，呈现的政治空间是民族。日本侵占东三省之后，中国地图形象被桑叶化，而日本则是桑蚕；抗战时，中国地图却摇身一变成为公鸡，吃了桑蚕。在时代的变迁中，地图的印象在不断地变化，形象一旦确定，影响深远，国家的象征性符号变迁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于京东以《祖国的前世今生：一项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解读》为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指出：现代国家存在国体和政体的区分，革命对祖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在革命中祖国获得重生。他着重介绍了“祖国”(patria)这个词的历时性演变过程：中世纪早期神学语境中的patria指天国，而中世纪后期，patria又与政治统治相连接，在很长时间内国王就是祖国，祖国就是国王。启蒙运动将祖国和人民连接起来，在各种词典中这一词的意义一直在演变，并逐渐带有普世主义的色彩。大革命则对祖国的含义造成了进一步的改变。战争环境中的祖国和国王不能共生，对路易的审判就是把国王“祖国之父”的帽子摘下来。母亲的形象逐渐在大革命之后被形象化。革命后期为了与之前男神割裂，更多塑造是女神的形象。祖国的父亲刚被推上断头台，祖国母亲就登上了祭坛，就如同杀父娶母的俄底浦斯王一般。
结束后，各位专家围绕本单元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展开了踊跃讨论，特别是对陈蕴茜教授的书稿，孙江、张凤阳、李恭忠、李里峰、杜春媚和王海洲几位学者都给以了高度的肯定，并结合各自学科背景，给出了切实而中肯的修改意见。
第二单元
非日常政治仪式
本单元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曹大臣教授主持。首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杨秀云介绍了自己关于大日本忠灵显彰会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与葬仪的研究。她指出，大日本忠灵显彰会于1937年7月7日正式成立，承载了日本人传统的生死观和重灵不重尸的现象；忠灵会成立之后，他们建立忠灵塔永久奉戴英灵。忠灵塔的建设由国家指导和资助，国民需在塔前行国民礼仪和履行国民义务。无言的凯旋仪式和葬礼使死者遗族忘却失去亲人的痛苦，取而代之是感激和荣耀。日本在中国的忠灵显彰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上海等地都建立了忠灵塔，并利用“事变纪念日”、“建国纪念日”等特殊日期举办纪念活动，同时，为了掩饰战争的侵略性，日本人也建立了许多中国人战死者忠灵塔庙。战后中国的灵塔遭到了破坏和遗弃，大日本忠灵显彰会则演变成日本报效显彰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谢任介绍对于中国的沦陷区在日本纪元皇历两千六百年（公元1940年）进行的庆典的研究。报告从一首汉诗切入，指出一方面在文本表述层面上，由于日本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早已根深蒂固，因而那些公开的文本实质上是如出一然而辙，来自占领地方面的表述却始终存在着细致而不可忽略的差异，显示了其与日本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在实践层面上，尽管各占领地均被卷入到庆贺日本纪元两千六百年的活动中，但表现出的差异性同样明显尤其是南京的情况最为复杂，在这里的纪元庆典和总理诞辰纪念的相遇暴露了极其丰富的信息。文章最后引用了德国记忆研究学者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观点：官方记忆的软肋在于，它要依赖官方审查及人为检测，它的持续也有赖于支撑它的权力的持续。
美国西肯塔基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杜春媚关注1946年北平强奸案和反美运动，杜教授简要介绍了这一事件本身，阐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指出北平强奸案发生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中国精英分子对于美国看法的分水岭，此事件变成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威尔逊的“十四点”也因此受阻。中国精英分子对于美国的传统好感在四十年代后期被美国的现实行为所磨灭，他们认为美国延长了中国的苦难。北平强奸案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也是美国历史和全球历史的一个话题。所以杜老师希望能够结合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揭示反美运动的原因和对这一事件多维度的思考。以此更好的解释美国的性暴力。
发言结束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连红教授发表评论，指出不同的性暴力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状况和反映：欧洲有些国家鼓励，而有些国家由于利益问题组织慰安妇，这样在全球视角下可以更加多维地思考。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同学也就自己的疑问与报告人进行了交流。
第三单元
南京：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
本单元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恭忠副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连红教授分享了他对“战争创伤的社会治疗——后南京大屠杀的思考”的研究成果。报告从“大王”一家的故事开始，谈及战争带给幸存者的精神创伤、精神分裂、自闭压抑和神经质等问题。他指出，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有精神创伤，例如对于日本老兵来说，无论是来到中国忏悔还是去靖国神社参拜其实都是找疗伤。张老师说，战争创伤的社会传播是反战。对战争创伤的医治应该遵从三个原则：从求证到关爱、社会治疗和各学科学者共同进行。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楠老师关注了1984年一个日本调查团的南京之旅。她详细论述了日本调查团来到南京试图寻找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此次调查以参观、查资料、演讲和采访等方式进行。访华团带着疑问来到南京，尽管带着获得的资料回去，并在之后出版了《南京事件现地调查报告书》，但是中日两方关于这本书没有全部达成共识。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的的日本访问团，将日本国内的争议引入中国，在唤起大屠杀记忆的同时，却又将大屠杀记忆引入偏狭的方向。王楠老师在报告中关于记忆理论的介绍尤其使在场的学生们印象深刻。
发言结束后，同学们积极提问，两位老师也相应给出精彩的回答。
第四单元
民族：一个竞争性概念的跨学科对话
在本次工作坊的最后一个单元，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三位知名学者就“民族”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跨学科对话。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范可教授从人类学的视野来谈“民族”这一概念，指出狭义民族是指nation。在中国，中国的56个民族的识别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四百个到五十六个的漫长的过程，直到1987年民族识别工作才宣告结束。他认为，在中国环境中还有许多民族并没有被识别，这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中国民族识别不是按照斯大林的四个原则来进行的，民族在中国的两种用法：国族和族别。族群这个词起源于美国社会学的研究，社会人类学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则始自非洲，在对非洲殖民开发的过程中，文化背景相似的人聚集起来，逐渐形成族群和认同。族群性问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族群性与国家关系密切，族群性的经常性使用，实际上代表的是少数民族在国家里对话语权的争夺。少数民族的识别有客观和主观的两种区分方法，民族的边界和文化的边界在人类学看来经常是不重叠的，族群认同的主观论和客观论并不冲突。多民族国家因为公民民族主义而经常面临政治的主导权归属问题等一些问题。人类学对历史的考察是由近到远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性。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依据自己长期进行的政治学研究来提出“从人体到猴体”的研究方法，即倾向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先把成熟的形态弄清楚再来看低级的形态，最后再来解释原因。他从当代对民族的观察方面指出，民族主义在今天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倾向和分裂主义的倾向，即全球化和碎片化的两个现象。就中国而言，中国同时面临着这两种情况，有超越国家的民族理论但同时国内又面临着疆土的问题。当代民族受到超越和分裂的同时挑战。在民族主义研究解释的框架方面，张教授说明爱国对外而言是有限的，而对内而言又是聚合的。普世主义没有办法解决边疆稳固的问题、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只能够在民族国家这个体系内来使用。
最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教授回顾了两位教授的发言并对工作坊进行了总结。孙老师从历史学的视角来阐述民族概念，他指出历史学强调连续性，强调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因而历史学者常犯因果律来解释问题的错误，但当面临一个复杂问题时，这种解释往往是一个陷阱。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赞成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种出现和闪现，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民族这个词是对于nation的翻译，但是回译体现不出nation的本意，因为nation包含三层概念：民族，国民和族群。孙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强调从“痕迹”发现历史的重要性，并在最后指出，记忆研究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是宽恕和忘却。
（撰稿：巨威莉、潘光逸、宋逸炜 摄影：陈泰可）